断裂与重塑：风景园林师与知识分子

编者按：古人称“文人造园”，园林反映了文人阶层的生活理想和社会向往，除了是空间艺术品，更是文化追求和社会理想。今天的风景园林师还有没有这样的情怀？是不是还应该坚持通过专业实践追求文化淬炼和社会关怀？应该怎样在当下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中实现这样的追求？让我们听听作者的思考。

题记¹：本文的写作带有着某种偶然性，之前并未对此有着格外的关注，毕竟是两个看似互不相识的术语，并且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个值得成文的议题。随着阅读积累和思考深度逐步加深之后，这种联系的可能性又显得那样的顺理成章。一方面，自身的学术兴趣很大程度上的立基是，如何使得景观成为一种可以被讨论并发挥潜力的文化批判力²；另一方面，恰逢阅读许纪霖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和栗宪庭先生所著的《重要的不是艺术》的时候³，突然有此想法：欲要解决当代中国风景园林实践的困境，将设计主体的角色纳入知识分子的属性中进行考察，或许是一个值得论述的议题。在偶然中带着必然的情况下，此文的论点和结构就基本成形了。虽然宣言式的口号被各种历史革命派和激进派广泛使用后，似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不再被拥簇，不过宣言依然代表着一种立场鲜明的价值判断，对于当今中国风景园林实践来说仍具有现时意义：部分风景园林师有必要而且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知识分子的某些属性，两者之间的架构和联系会产生巨大的潜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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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文领域的研究都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状态：“两耳不闻窗外事”地研究方法会导致论述的对象迷失纵向的深度当中，此时，需要的恰恰是一种宽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维。那么问题是，到底多宽的视野才能解放那种“井底之蛙”呢？纵览某些领域的扛鼎之作，都会透露出某种惊慌的写作情绪，而这种焦虑的产生多是受到“他者”的启发而促成的。这里的问题是，到底多么窄的范围才是最有效的借鉴呢？毫无节制的引入外部体系来诉说内部事实，与唯唯诺诺的将历史经验借鉴过来促进自身发展，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性。既无限渴望又如履薄冰的的内心羁绊困扰着众多的学者做出客观的判断，因而，辩证的思维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此困境，不过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建立在一个事实基础之上，这个事实基础正如王阳明所言的“行”⁴。将两个看似没有实质关联的对象试图建立关联，就会陷入上述的悖论之中，解决之道在于运用辩证的思维去探寻一个支点，即当下的实践状态。

风景园林师与知识分子，这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术语结合到一起的就会冒着着臆断和呓语的风险，一个强有力的连接点就可以消弭那种牵强之感。风景园林师明显带有规划设计师的属性，这算是第三种文化形态的范畴⁵，而知识分子一直都有着自身较为清晰的历史定义。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有必要从当下的风景园林的实践现状作为触发点，考察风景园林师与知识分子的角色之间的关系，阐释两者实现交叉之后所具有的强大潜力。若是失去了那个连接性的着力点，无疑就会变成从“知”到“知”，风景园林师与知识分子角色之间的架构就不具备可讨论的基础。以下的文字若是想合乎逻辑的话，以上的表述为其提供了些许的合法性，所以，架构和联系的意义就是从风景园林实践的内在需求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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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一个年代并不久远的术语，最早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文（intelligentsia）。据学者考证，其正式的出现是1898年法国总理G.Clemenceau首次使用该词，起因是1894年的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⁶。虽然知识分子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是之前的历史和社会中是存在“知识阶层”（intellectual stratum）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古印度的婆罗门、欧洲中古的僧侣阶层以及中国传统的“士”。古代的知识阶层代表着单一特殊阶层，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多种身份有着本质的区别，此处无意去进行历史考证，只是做概念性的介绍，而本文所指涉的知识分子特指近代意义上的⁷。

在现代的一般用法中，知识分子是指一切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按照这个标准的话，科学家、教师、艺术家、医生以及律师等等都可以划入其范围内，这样的讨论就失去了靶心并且陷于找不到论述目标的尬尴处境中，因此，欲要与风景园林师的身份建立起某种关系，那么有必要将知识分子的讨论要聚焦特殊意义上。比如说，将知识分子角色的本质属性可以分解成以下若干：爱管闲事的人⁸，社会良知的最后守望者，庄严虔诚，无功利性、批判的态度、超越的精神、道德价值判断、脱离“铁笼”、自由意识、独立人格，政治立场等等⁹。我们需要拨开知识分子的第一层属性（脑力劳动者）来分析问题，跳出他的职业本分的范畴进行思考，不复限于用专业知识来谋生。由此进入深层次的知识分子的属性来看待问题，也就是在专业范围内外进行着严肃的真理追求，这里透露出一种近乎宗教奉持的精神¹⁰。

上面从知识分子过渡到其角色的属性和特征上，就好比牵引出一个电路的插头，如果想无缝的对接并且能够让电流实现流通的话，那么就需要探寻对位的插座到底哪里。那么，这就要分析一下当代中国风景园林的实践状态以及背后的思想意识形态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点是，实践和思想对应着一个永恒的二元问题，谁是第一性这个问题是不能够武断地进行预设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是采用相互关系的视角进行考察，而极力避免五四学人的那种“作为思想解决问题的途径¹¹”偏执观念。知识分子的角色特性作为一种思想品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实践状态，而非是说主要具备这种品质，实践和现实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这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

从文革结束到当今这三十年的风景园林实践状态，似乎很难用精炼的话语进行概括。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孙范式”的伟大创造，也不会忽视檀馨、朱有玠等人在80、90年代按照自然山水园的路数进行的积极实践，甚至不会热潮冷讽那场“壮阔”的话语之争，更加不会忽略俞孔坚的反历史主义、胡洁的历史主义、以及朱育帆的批判性地域主义的智性实践¹²。即便可以用几句话来描述这几十年来复杂的空间实践活动，但这样的概括性活动却是相当吃力和艰涩的，其个中缘由最稳妥的方式当然是抛给历史和景观本身的属性来承担那份责任。不过，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历史点位上，假设依然抱有鲁迅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痛斥的精神状态的话，对本领域来说就未免显得极度可悲了。

暂且不去诉说那些筚路蓝缕的前辈以及勇往直前的先锋者，我们将视野聚焦到普遍的群里设计师当中。这里涉及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风景园林设计师是符合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规律的，向着顶级的设计师输出人才的群体设计师是一个应该着重给予关注的一个层级。而在这个层级当中，目前的基本处境却是令人担忧的。横向的比较一下，当80后的建筑师在社会实践中的展露头角之时，风景园林师在80后的群体中却处于一种沉默的可怕的寂静中，至少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这种平静似乎很难迸发出震撼的力量来。而这种局面恰恰最大程度上映射了当代中国风景园林实践的一个基本态势。

如果在广泛的意义上采取激进一点的论述，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简单的勾勒一下当代中国的风景园林实践状态：一片文化和思想的荒瘠。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非连续性等状态固然是后现代文化状态的标签，不过当代景观实践并非是多样性，而是混杂的乱象，除了寥寥可数的设计师在抗拒着那种同质化的力量之外，似乎唯一可以清晰辨识的格局就是混乱和无序。干瘪、冷酷、机械式的形式语言被漫无目的的随意组合着，生硬的“文化面具”被硬塞到原本有潜力成为诗意场所的表皮，动机与结果出现了出人意料的不对称，一面是野心勃勃的设计雄心和人文关怀的立场，一面是一种令人差强人意的空间表征¹³。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风景园林设计师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分子属性以及角色的觉悟性被历史和时代的洪流所冲垮了，于是这个庞大的设计师群体就处于一种真空的坐标中，那里既没有反向感也没有空间坐标感，即便有相当一批具备自觉意识的设计师想极力摆脱那种失重的无力感，但终究还是挣脱不了中国风景园园林现代性的魔咒，即“中国/西方，传统/现代¹⁴”。

一部分设计师们具备了相当的洞察力并且在奋力的力揽狂澜，殚精竭虑的同化和吸收各种设计流派中的精华，但同时也伴随着不断的挣扎和徘徊，犹如进入了博尔赫斯所描述的花园一样¹⁵，没有一个确定的出口，没有一个清晰的坐标，没有一条通往所谓真理的路径，一切都迷失在各种文化和价值取向的网格中，有时似乎沿着某个网格的线都可以看到曙光，可是探索的过程总会被不断的遮蔽住那一丝的光亮，直到延伸到当今不知所措的黑暗之中。

论述到这里，风景园林师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显性了。当代中国风景园林的实践存在一个思想和文化贫瘠的状况，而这种状况的部分责任在于设计师本身，要想设计出真正有品质的景观作品，设计师就需要实现某种内在式的精神和素养的超越。从风景园林实践的状态过渡到风景园林师的内在品质需求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专业技术，一个是思想和文化境界、社会关怀以及政治立场等，而第二方面又恰恰是特殊意义下知识分子角色的根本属性。风景园林困境的部分原因是设计师丢失了知识分子的那种固有的节操和品性，并且沦为画图的“单面人”¹⁶。此时，前文所述的“插头”就找到了合适的“插座”。在论述风景园林设计师具备那些知识分子的属性巨大潜力之前，有必要对中国设计师的客观环境做一下分析，才能保证对那个群体的评论才算是相对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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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风景园林空间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这种混杂的状态不是本领域所独有的，而是在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或者说在马葛尔尼灰溜溜的回英国报告受到乾隆帝的“礼遇”之时就已经注定了¹⁷。中国六代的知识分子都在其中浸淫着，前赴后继，从未退却，但也深感筋疲力尽，这就是中西交流问题。既有张之洞开新河的“中体西用”，也有章炳麟等传统文化的坚定簇拥，还有陈独秀、胡适等倡导西方文化的激进立场¹⁸，政治上的“左、中、右”倾向也是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宏观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风景园林当然也不会逃出这个体系。只是在园林这个小圈子里的共识性要远大于分歧，变通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核心的争论聚焦在怎么变，变的力度和尺度要怎么把握。

民国时候的园林设计，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无思辨的空间并置，只要我们看一下当时汉口公园以及各地中山公园就能够轻易得出结论，如果这种论述不算武断的话。而近三十多年中，特别是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新启蒙运动以及艺术的“八五运动”，西方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社会理论、艺术流派犹如被按捺了几十年的水漂一样，一个劲的往上涌，一泻千里般的倾倒在大陆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风景园林领域也是如此，各种设计理念以及形式语言突然一下子摆在了中国设计师面前，再加上古典园林空间设计的遗产无时无刻不再暗示着经典的设计路径，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虚无缥缈的现代主义设计、消费文化下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后现代的若即若离的虚幻等迷雾中，中国当代风景园林设计师似乎处于一阵阵的眩晕的网络结构中，每一个网络节点都代表着某种可能的设计方向，而方向的众多有时候却是迷惑和麻痹了设计师的思考和创造能力。这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这一个客观因素带来的设计困境，它是一种趋势，是会一直存在的外部环境，且无法轻易摆脱掉的。因此，过分的苛责设计师群体并非是理性的。

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建国之前的交流和教育，以至于我们那个时代不知道欧洲有古德瑞安，北美有詹姆斯.罗斯，南美有马克斯，景观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教育和实践中并未真正生长开来。就好像梁思成先生没有把包豪斯的设计理论带到清华一样，这是历史的缺憾。随着80、90年代的对外交流加深，原本外部的信息试图实现双向交流的目标是没有太大障碍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风景园林设计师对于西方的话语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几本媒介性的基础专业书籍中¹⁹。而且翻译原著产生了解释性错位比比皆是，信息的有效传递出现了滑稽的中断²⁰。即使最近有些经典文献被逐步翻译成中文，不过欧美后工业社会的景观思考与中国当代社会需求又出现了错位，生态技术论以及伪实证主义的倾向在景观空间设计中占据了主流。设计背后的文化思维以及价值立场没有被批判就迅速被接受了。这种迷失在文化间的现象也是其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无时无刻不在地撕扯着建筑和景观的文化逻辑，以及建构的艺术性，柯布的光辉城市构想在历数一个世纪之后，狂乱、盲目、错位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之上。与现代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无序和极速蔓延所形成的冰冷空间感受更令人沮丧，背后的操控力量永远都是资本逻辑和政府体制。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汉姆博物馆跳出马克思式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应关系，一座奇特的建筑筑拯救了一座城市的经济困境。但是我们远远低估了消费社会对于奇观效应的心理欲望，倘若一座城市中到处都是CCTV大楼“大裤衩”和“大秋裤”，奇观建筑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就被降到最低程度了²¹。

在资本市场的建设需求下，在户籍制度和体制的束缚下，中国的城市空间和建筑建设一直都在各种扭曲中推进着。城市景观的规划设计的信条之一就是强调参与空间的市民的利益诉求，而被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所造成“化地不化人”的状况²²，远远超出了规划设计师的话语范畴了。

社会经济和诉求与文化创造之间的双向交流似乎被完全堵截住了，单方面的意志灌输占据了主导。宏观背景下的客观环境是一个在短期内注定无法改变的现实，再加上委托方“官本位”的强权思维，设计师俨然变成了无思考性的绘图工具。艾森曼（P.Eisenman）曾经也痛斥建筑设计师的行为：“建筑师很少直接攻击来自业主的势力，而只能通过某种间接的形式去转换这种强迫力量”²³。当然艾森曼的初衷是想实现建筑的绝对自主性，但是这个表述却可以看出设计师在和委托方打着消极的“太极拳”。同时，委托方总是抱有的一种暴发户式的模仿癖好，而设计师对于符号和形式的深层次的隐喻大都是一知半解，内外两方面本可以改变和改善的力量也没有努力地达成合流。所以，真正具有影响的作品必然在制度的法则下挣扎，而且更多的呈现在小规模的单体建筑和景观单元中。这是当前风景园林实践困境的客观因素之三。

谜团尚未解开，价值判断得不到确立，设计立场摇摆不定，这种状态讽刺性的指向了后现代性文化逻辑的本质²⁴。中国的景观设计界从来就没有出现艺术界的“八五思潮”，也没有90年代末的先锋派建筑实验，也就是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学科内部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学科的名称之争虽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也只是触及到了表皮而已，真实的情况是，一方代表着历史正统的合法性的捍卫的力量，一方代表着激进的先锋思潮挑战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所做的努力。背后更深层的意义指向了塔夫里所说的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争锋相对²⁵，而问题恰恰是由于这种对峙还远远没有达到纯粹文化批评的意义上来。

外部环境如此，内部环境尚且这般状况，设计师的批评力不足以去撼动外部客观环境的话，“修身”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之一。我们并不要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而是在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法则之下，风景园林师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色属性中汲取能量，在某一个方面为摆脱困境提供突破口。而且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风景园林师是有着光辉业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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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造园”是中国古典园林最大的特点之一，即便在英国有着像艾迪生这样的贵族造园家，但是两种截然不同文化体系和政治体制衍生出了不同的定义。那中国文人是否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属性了呢，起码有的学者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国的文人阶层的道统和法统都是依附于帝王和君主集权体制的，没有脱离开那个政治意识形态而具备独立和批判的意识。从这点上看，我们除了拿出嵇康、孙夏峰等隐士的志趣来反驳上述观点之外，似乎并无太多的说辞。但是，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范围上升到“士”这个智识阶层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春秋之前的是“士”是一种“大抵皆有职之人”，而到了孔子的时候，就变成了“士志于道”²⁶，此时的“士”超越了社会地位和政治职位的束缚，可以精神独立地对社会进行批判，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的“游士社会”中的士，他们从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他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虽然自秦汉的大一统之后，独立自由的文人又再一次被强大的意识形态所同化，但是如王安石、张居正这样政治社会变革家都是正统的知识分子。再比如说，唐宋“中隐”的思想实则是文人造园的立基²⁷，居于庙堂，但却保有那份自觉和精神独立的情怀。

近现代的孙筱翔先生和冯纪忠先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典型的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属性，这一点类似于古代的知识阶层，他们都在强大统一的意识形态下进行实践创造，都具有民国遗风，或者说是古代文人的情怀和素养，更重要的是那份独立自觉的意识批判。花港观鱼空间特质虽然依托于英国地形骨架的传统，但是明显散发文人画论中的典雅与壮阔，或许更关键的在于其创造性的整合了不同文化形态下的形式语言，这并非一种偶然的拼凑，而是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独立创造活动。“与古为新”乃是冯先生方塔园设计的灵魂，在这背后隐秘着逸散、超越性、非功利性、时代和历史意识²⁸，而这些特质恰恰与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是契合的。再比如说，王澍的赋闲六年与李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王澍在文人积淀若干年之后的建筑犹如李安之“饮食男女、喜宴、推手”三部曲一样，正是那种对传统文化精深体察的独立意识才造就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当然他们还具备了相当批判精神，之于李安则是极力的讽刺中国文化的糟粕，比如闹洞房那一幕，而对于王澍，我们只要看看他的《死屋手记》中对中国建筑的强烈批判，或许就可以明白他为什么有潜力和资格当选普利策建筑奖了。他们的辉煌业绩的成因当然是复杂的，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内在式的知识分子属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朱育帆从“清风、明月、我”为题的金融街改造，到清华核研院，再到青海原子城和辰山矿坑花园经历这样的转变：古代文人的情怀，现代主义语言的尝试，形式构成的内在张力和能量，以及诗意创造的精心拼贴，每一个项目似乎都难以捉摸到固定的逻辑，仿佛有着柯布式的转换。但是细究之后，我们会猛然发现在众相背后隐藏着的特质，就是对艺术和诗意的终极追求，暂且不论是以传统文人，抑或画家还是当代设计师的身份进行的探索，那种强大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在支撑着每一个作品，对于隐藏在场所空间中的某种终极真理的执着追求却是跃然纸上的。而俞孔坚的成功更是具有代表性，他鲜明的传承了五四那代知识分子的情怀，甚至他的理论基础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抨击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关于这点，历史和时间会给出公正的判断。俞孔坚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建树或许更能有效的说明知识分子属性的重要性，一张80年代的照片透露出情系天下的心怀，市长培训反应了政治努力，生态伦理和策略体现了社会良知，媒体宣传的力度俨然麦克哈格在70年代所担任的道德和伦理责任，这些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他将自己当成是一位公知。他超越了一位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师的基本职业范围，而将自己的影响力放置在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中，充分发挥批判性的言论和实践应有的效应。在这个方面上，他为风景园林师与知识分子角色属性之间的架构梳理了榜样。因此，在看待俞孔坚的业绩的时候，不能只着眼于刻板的求学创业线路，而是应该探寻背后的路径，正是这种路径的深层结构才具有普世性的意义。

正是诸位先辈和先锋者的积极探索为当代的实践提供了某种可供参考的标杆，其中一只便是，作为风景园林师的他们，在实施实践活动的时候充分了发挥了知识分子属性的能动性。构思、设计和完成作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中渗透出某种内在式的超越精神和独立批判意识，可能对最终的状态起到某种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永远处于相互力量之中，从作品到设计师，从设计师到社会责任和文化话语，很难界定到底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会存在单向的作用力，双向的能量处于流动之中，不同的设计主体这种交互作用是不同的，唯一肯定的是品质的巨大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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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虽然是在论述风景园林师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有了联系之后所具有的潜在力量。但是更深一层的忧虑却在于，当代中国风景园林实践状态的贫瘠与盲目，风景园林设计与文化讨论的脱节，以及参与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的沉默等。当我们去分析一个庞杂无头绪的混乱体的时候，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着眼大，入手小”，文章的思路从建立一个设计师与知识分子联系的基础开始，到辨析知识分子角色属性，再到明确风景园林实践现状的原因，过渡到风景园林师的内在修身，然后运用典范设计师的实例论证这种结合的益处，最后在“大处”与“小处”之间相互映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师要想冲破藩篱和困境，培养知识分子的主动意识，并且切实践行这种信仰，或许可以期待在实践界能够存在另一番的景象。

注释：

1. 本文有点杂记性质的倾向，既非评论性文章，也并非历史研究性的，而是对眼下关注的问题提出一家之言。一篇严谨的论文绝非信口开河，并且需要精心的处理方可成形，而本文更多的是专业学习与思考节点上的一次梳理而已。
2. 对于此议题的关注的缘由，在于前几年读了J.corner的Recovering Landscape一书中的前言，以及一些社会文化批评的著作，才逐渐进入研究视角的。即便corner的论证有些松散，明显带有专业内部的关照，导致其论述并不充分，不过他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讨论。随着不断接触西方社会和文化批评家的论著，再仔细推敲corner的文章，两者之间竟然发生了重合。专业外部和专业内部平行学习发生了奇妙的交叉，这种巧合使得本人更加坚定的探讨景观与文化批评力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最近阅读了一些关于后现代性与建筑的经典文本，于是这种想法就变得越来来显性。见：James Corner,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英，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严志忠译，商务印书馆，2002:104-154. 美,詹明信,晚起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严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44-422. 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92-133.
3. 栗宪庭先生在后记中袒露心声，指出了一名艺术评论家应该所具备的学识和眼见：在人文和艺术史的双重语境中寻求价值支点。读后放佛将自己内心不甚清晰的概念梳理了一遍，深受感触。因为之前写了一篇风景园林批评的文章，故而把视角转换到风景园林师的角度上来，故有此思考上的联系。见，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406-412。再之，之前接触过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以及钱穆先生对“知识阶层”的分析，加上许纪霖的著作，于是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 此处强调的“基础事实”指的是具有实用性质的事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离“行”而茫茫荡荡去求“知”，阳明最反对。他决不泛然问，泛然思，泛然辩，而一以当下现行为为指。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9.
5. 设计科学是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元之外的第三种文化形态，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论述。
6. 德雷福斯是一位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而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人的愤慨。他们通过为社会的正义进行辩护而被那些敌对者称之为“知识分子”，这点与“印象派”的名称赋予有着相似的缘起。
7. 关于知识分子的起源和相关论述，见，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2004：:25-26. Talcott Parsons: The Intellectual:A Social Role Category;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Some Perspectiv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8. 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 ）北京演讲实录，见网页：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6816775/?type=like
9.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32,此文更多是从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问题以及性质危机进行考察，虽然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下不再具有原有的精神和气质，依附于学院等机构而变得不再“自由”，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是那些不随时代和环境变迁和改变的本质和抽象意义的特征，也就是文中列出的那些特性。
10. 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2004：147
11. Lin Yu-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26-55
12. 在这段话中，对于每位设计师的描述，带有一种“为了上下文服务的评论性指向”，而不是一种历史分析后的结论，若是要做一个严谨式结论性的历史叙述的话，必须有坚实的史料作为支撑。
13. 景观的本有属性有着天然的“自动屏蔽丑陋”的功能，即使设计不那么精心，其景观效果也不会太差，见，马克.特雷布，现代景观：一次批判性的回顾，丁力扬译，中国建筑出版社，2008：1-19.
14. 这种困境不仅仅是当代风景园林设计师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 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5.
15.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年.
16. 关于“单面人”的论述，见，法，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8. 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中国文史论丛，第六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9. 王向荣，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20. 比如Recovering Landscape这本书的翻译，虽然译者出身宾大，但翻译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在理解原作者的意图方面，译文甚至没有原文得到的信息大，甚至通读译文，竟有不知所云之感。这种翻译上问题并非个例，而且是普遍性的。况且大量经典的著作根本就没有被翻译到国内。
21. 董豫赣，现当代建筑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00-201.
22. 文贯中，吾民吾地，东方出版社，2014年：133-148.
23. Peter Eisenman ，Diagram Diaries，Thames & Hudson，1999：207.
24. 美,詹明信,晚起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严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44-422.
25. Manfredo Tafuri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Icon (Harpe)，1981.
26. “道”在春秋之前并未具有孔子、老子所言的抽象之意，原本的意思仅仅是所行的道路，也专指人事的吉凶祸福。而在春秋之时，道的语义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27. 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28. 南方都市报等，走向公民建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40-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