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研究概论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奥地利)尤根·瓦丁格 撰文/(Austria)Juergen Weidinger
郭湧 译/Translated by GUO Yong

摘要：在建筑、风景园林和其他文化研究领域内，“设计”正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在进行讨论。“设计方法”被看作彼此隔离的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潜在媒介，其方法论基础是“作为研究的设计”或“通过设计之研究”。对该方法论基础的概念和理论构成，以及设计研究面临的挑战进行阐述。将“设计方法”作为不同(学术)知识文化之间所缺失的链接，并介绍了其发展源流，进而论证系统性与常规性设计研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阐释开辟了通过设计之研究理论道路的系统性设计理论中的重要里程碑。最后，阐述了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学科内的“综合性知识”的特点，并指出通过设计之研究的方法所面临的机遇、问题和任务。
Abstract: Design is currently under discussion in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circles as an alternative academic method. The “design method” is seen as a possible mediator between divided academic areas.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here is “Entwerfenals Forschung” or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It is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that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at make up this foundation as well as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for design research.The current relevance of the “design method” as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academic) cultures of knowled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atic and normative design research are discussed. Certain milestones in systematic design theory, which pioneered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are introduced. The knowledge within the design disciplines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synthetic knowledge” are described and the opportunities, problems and tasks of the method of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are approached.

关键词：风景园林；设计研究；系统性研究；常规性研究；综合性知识；通过设计之研究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research; systematic research; normative research; synthetic knowledge; research through design

1 作为(学术)文化知识间所缺失链接的“设计方法”及其源流

科学与人文、数量与品质、测量与阐释、解释与理解、技术与诗歌、数据与形态、知识与技巧：这些都描述了不同的文化知识。在学术理论范围内自然科学、人文与艺术都已经分配了不同的职责范围。自然科学能够“解释”，人文能够“理解”，艺术强化了人的“体验”，而这些都能够被更进一步细分。这种分化形成了建筑和风景园林学科教育的基础，并形成了这些学科中高校课题研究的相关结构性内容。而在设计实践中，上述分化却与美术、舞台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以及风景园林设计等学科并不相关。然而，学术性的和形式化的争论卷入了设计过程，以及关于空间设计的社会讨论中，并且变得无法剥离。设计师们无法认同这些状况极端分化的内容，因而产生抗拒。这种抗拒又通过新的学术论文而被加强。

近年来，学术界对不同形式的知识产生了兴趣，并开始质疑知识文化的分化。诸如哲学、视觉研究、艺术史及认识论等人文学科开始关注行动、制造、工具应用以及设计在知识生产的不同领域中的重要性。文化研究方法检验了结论是如何取决于所采用的工具的[1]。这一研究将行为研究包含在内，也就是设计、产品、建造和知识如何通过行为而发展。自然科学也不再忽视与其自身方法相并行的设计过程及美学方面。不仅诸如工程和医药等应用科学进行应用性成果的设计，而且诸如遗传学等基础研究学科也如此。如今，这些学科事实上已经与设计“并肩而行”，只不过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与此同时它们也尚未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模式和方法。

在相互分离的不同学术文化之间都可以发现与行动和设计相关的相似性和共同点。从这种意义上说，设计可当作不同学术文化之间的联系或桥梁来理解。在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文化研究的沃福冈·舍艾夫纳开展了一种新的文化研究课程，称为“设计转向”。“在此，关注点应该从纯理论分析和思想史研究转向，转而通过应用和形式对真实的实践进行分析”[2]。英文在国际设计研究论文中处于支配地位，英文的“design”一词被广泛应用，德文“entwurf”一词则较少使用。英文“design”的意义涵盖设计过程相关的所有行为，它并未像德文中那样限定于专指产品设计和平面设计。在德文中，“entwurf”具有更精确的含义。舍艾夫纳认为德文的“设计”是自然科学、人文和技术之间所缺失的链接。

“设计方法”或更为准确地称为“通过设计之研究”的方法，被认为是一种认识论方法。在学术框架中置入“通过设计之研究”的方法，创造了一种令人欣喜的、可行的基础，可以让设计师参与到当今的学术论题中。由于直至今日，从学术理论的角度看，设计尚无认识论功能，以至于建筑或风景园林领域的学术工作不得不将自身纳入其他学术领域，例如工程科学、历史、社会学等，而且必须应用这些学科的内容和方法。这种研究产生的结果通常与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实践的相关性很弱。因为它们通过其他学术领域选择自身的研究进路，所以它们所涉及的只是建筑和风景园林的边缘领域。它们无法探讨建筑和风景园林的核心，即实体空间设计的设计过程。这引发了以下的问题：在建筑与风景园林中，基于“通过设计之研究”方法中的核心专业特长，研究项目应如何构建?通过设计之研究应符合哪些评判标准?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需要进行一些界定，并对一些关键准备性工作加以阐述。下文中，笔者将首先强调系统性和常规性设计理论的关系。然后介绍在系统性设计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里程碑，是它们开辟了“通过设计之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把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学科中的知识作为“综合性知识”加以阐述，并指出通过设计之研究的方法所面临的机遇、风险和任务。

2 设计研究分支：常规性和系统性设计理论

设计研究会让我们理解什么?“设计研究”一词包含了设计作为研究课题和设计作为研究行为2个层面的含义。系统性设计理论研究的是作为研究课题的设计；常规性的设计理论代表的是作为研究行为的设计。系统性设计理论关注设计的基本过程。“设计方法”作为一种分离的步骤以及认知的行为加以研究。这种总体性的设计理论研究的是个体的或常规性的设计理论。这些理论是设计师个人工作或教学理念形成所依据的价值体系和设计方法。常规性设计理论关注的是与当下的学术论文、现象和总体条件相关的新设计成果的创造。对此，针对设计过程的系统化调查并不是重点。

建筑、风景园林设计院系以及高校的设计院系通常由具设计背景的教员组成，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设计方法。他们以自己的创新以及各自设计方法的适切性和原创性而为人所知。因为总体性的设计理论和常规性的设计理论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不同，因此形成了可归于2种类型的多样化的设计理论，其形成所处的立场不同，其发展所在的学科也不同。常规性设计理论正在建筑、城市规划与风景园林领域不断发展。系统性设计理论最初存在于哲学中，例如艺术理论或人工制品创造理论。学科的分野与异化造成了在感知、认知、语言、美学等相关的学科领域内研究总体性设计理论延承性的必要。这些学科领域包括人文学科的艺术理论、认识论、媒体研究，自然科学学科的心理学、生物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在此期间，建筑师和风景园林师几乎从不曾代表系统性设计的领域。

有论点认为设计在不同知识文化之间，具有核心中间介质的地位。这些论点认为在常规性理论和系统性设计理论之间设置新的结合点必有裨益。下文将展示一些系统性设计理论的里程碑，它们展现了致力于克服知识在学术文化间分裂的方法。

3 系统性设计理论的重要里程碑

很不幸，至今尚无关于学术模型和系统性设计理论相互关系的全面阐述。因此探讨和识别学术模型和设计研究之间的关联、相似性和类推关系将大有裨益。下面我将集中讨论一些意义重大的里程碑。在此，对系统性设计理论有相似影响的学术模型和理论模型也将并入探讨范围。

3.1 定性

在1870年，哲学家和数学家、符号语言学建立者之一、美国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在他的溯因¹模型中描述了感知的过程[3]。经由感觉器官获得的大量信息通过这种溯因模型进行定性的分类。获得的感知信息通过某个主题的建立进行组织，既可以是提出被证实过的论题，也可以是不断提出新主题的过程。提高认知过程的效率是个难题，因为并非每一条获得的信息都需要被单独查看和分类储存。

此后，在20世纪20年代包括马克思·沃特海默和沃福冈·柯沃勒在内的格式塔心理学代表人物采取相似的方式描述了这一过程[4]。格式塔感知规律阐明了一个图形如何从所获得的感知数据中生成。认识论中的类推思想在科学理论家卡尔·波普尔的关于思维的“头灯模型”中提了出来[5]。它描述了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一种活跃的人类思维状态。通过建立一个主题形成一种目标，由此分析工作可以形成结构，避免信息的无限可能的多样性，从而避免了分类储存这些信息所需要的无限长的认识过程。因此可见，学术论文在英文中被称作“thesis(主题)”是很有道理的。

波普尔对他的“头灯模型”和“容器模型”进行了比较。正如其名称所示，容器模型认为，为了形成新的观念，应该在认知的过程中收集信息。从设计的角度考察头灯模型和容器模型，头灯模型展现了很好的对设计过程的阐述。类似“容器模型”的设计方法可以在设计新手身上发现，他们希望通过对环境和任务进行充分的分析而不丢掉任何重要的方面，直到他们被迫承认在缺少一个结构性主题的情况下海量信息是无法被处理的。

在系统性设计理论领域，例如设计与传媒研究者霍斯特·里特尔[6]与简恩·达克[7]已经对设计命题的积极溯因应用过程有所阐述。霍斯特·里特尔还能够通过其对“抗解问题(wickedproblems)”的定义为理解设计过程提供具有关键意义的线索。“抗解问题”，譬如设计的任务，以美学的、功能的、经济的、环境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复杂互动为特征，因此根本不能被完整地阐述。只有通过提出和应用某一主题，也就是通过溯因或者针对问题运用头灯效应聚焦，才有可能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否则这个问题是无法完整描述的。

达克阐释了如何应用设计“主题”的过程促进对设计问题的理解并因此使该主题自身更加明晰。该方法的多次往复首先收获的是设计结果，然后得到对该设计问题的理解。这一过程提供关于该问题的认识，关于找到解决方法过程的知识，以及以设计结果为形式的知识。这一过程明显不同于在规划研究中应用的溯因方法。作为一个中期成果，在此应当指出规划学科的方法和设计方法完全不同。笔者将在下文中更加详细地解释其不同之处。

3.2 立规与破规

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将科学知识的发展描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错时²，也就是说，为了将新观点或“革新性理论”带到这个世上以促进科学进步，就需要打破已经接受的规则[8]。革新性的观点被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吸收，并在“范式”概念中进一步发展[9]。对于设计而言，错时的方法、新范式或新途径的运用都是设计学科不言自明的特征。过程中的有意识的越轨和对起始条件及任务书加以质疑的基本意愿是创造新设计对策的常见设计策略。

在柏林工业大学执教的哲学家古恩特尔·阿比尔用相似的方法对创造性进行了阐释[10]。他用“激进的创造性”一词来定义知识或设计结果。激进的创造性不仅考虑改变已知元素的组成，而且创造出能体现新规则特点的组织上的根本性的新形式。这一解释与知识进化论相关，是生物进化论的衍生。这里，知识是随机产生的，即通过突发现象的变异而出现的[11]。

关于设计过程，我们可以在知识进化论与设计过程中某些决策的不可预见性之间进行一些类推，这指的是不同设计主题下的一系列试验。正如克里斯蒂安·冯·伊恩菲尔斯在他的设计品质模型中所描述的，悦耳的旋律通过音调而生成。同理，新的品质通过设计来创造[12]。通过列举测量得到的定量数据并不能解释某种突现的品质。感知与氛围方面的理论家正在发展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设计完形”概念。哲学家戈尔诺特·波约姆参照新现象学哲学家赫曼·施密特的观点将气氛和氛围定义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场”。气氛不仅由主观感觉构成，也由生活空间的结构和受众的感知活动间的互动所形成。这种概念性方法开启了系统性设计理论之路，通过这条路的空间设计主张得以提出，通过这条路通用性和可转换性等科学准则被加以抵制。

3.3 知识的术语

同时是化学家与哲学家的米歇尔·波兰尼[13]在他的“默会知识”[14]模型中曾提出并研究了关于知识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波兰尼引入了“默会知识”一词，其意指固有的或无意识的知识。“默会知识”描述的知识是无意识的，并且只能在实施一项行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默会知识经常以骑自行车的例子来说明。在骑自行车时，你并不思考其物理学的规律、动作需要的次序或者是保持平衡的原则，你只是简单地骑车而已。如果你开始主动思考骑车的先决条件和物理规律，那么你便要冒摔倒的危险。我们需要默会知识来有效率地生活，不必去一个个地询问所有的日常任务，简言之便是能够生活和活动。

默会知识是可以被解释的，也可以作为获得新知识的催化剂。默会知识包含在每日的常识和传统技术中，其形式和内容是对人类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在设计学科中，为了新的设计方案的产生，每日的常识和传统技术也同样在受到研究和利用。例如，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的“创造知识”项目就展现了这一理念在城市规划和风景规划领域中的应用[15]。目前在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勾勒精确的空间解决方案过程中的默会或内在知识与外显知识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开展。同时，从基础层面看，设计也可以描述为一种默会知识。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为了取得好的设计结果，在设计时他不必知道或思考诸如“抗解问题”理论或溯因理论，或者有意识地对设计过程进行反思。

在与知名设计师的交谈中，笔者已经发现有经验的设计师能够明确阐述他们自己的设计过程的理念，它们与科学化表述的设计技巧的模型表现出很多相似性。这种观察结果也反映在布莱恩·劳森与成功设计师之间的讨论中，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16]。这一经历阐明了默会知识理论，而且使经验丰富的设计实践者们的默会知识这一迄今尚未探索的领域备受关注。

在设计研究中，将知识的概念延伸的另一个方法也同样有趣。宏大叙事的毁灭者，“后现代状态”的发起者，哲学家简·服朗科伊斯·劳伊特德将知识理解为教育和文化。他引入了一项知识的概念，即所谓密集性及叙事性的知识，它整合了多个方面的能力。在此他组合了知识、思想和行动。密集知识导向“伦理、美学和经济领域”[17]。劳伊特德看到这个知识的概念中包含了“知行”“知礼”“知言”“知闻”。这描述了一种对知识的认识，这种认识在设计师中显而易见。沃福冈·维尔士[18]及他的美学思考模型和认识论上的唯美主义模型是这种认识的极端。他表明了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具有审美意义。也就是说，审美方面总是以感性过程的形式与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密切相关。

媒介研究通过对所用媒介的关注诠释了如下理念：工具极大地影响着结果，无论语言、榔头、纹身针还是绘图软件，他们能实现用另一种媒介永远无法做到的结果。从媒介研究的角度看，设计过程是一种创造知识的工具。艺术史和科学史领域中对草图或模型制造媒介的应用之于理论形成的关系所做的近期研究表明，通过语言媒介、实证过程及相关图形化或三维化视觉表达来形成一种理论，这样的理想流程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工作中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充满创意的设计过程，运用草图和模型的创造性的试验过程同样对探索科学理论的原发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艺术史学家霍斯特·布兰德坎普在他对伽利略的研究中揭示了艺术和美学方面的兴趣和能力对伽利略著作中理论创造的影响[19]。科学史学家汉斯·优格·海恩博格的认知性客体模型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了论证[20]。知识寓于人工产物和设计结果中，因此通过对客体进行优选和加工我们便获得了理解这些知识的依据和机会，而且可以从人工产品中将其提取出来。布兰德坎普和海恩博格的调查研究结果与20世纪90年代由社会学家、学者赫尔格·诺沃特尼带领的团队所提出的知识概念一道可以被视为模式2知识[21]。模式2知识与传统的模式1知识概念相反。模式1知识，是前商业化和前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具有层级性、学术化以及与现实生活相分离的特点。模式2知识关注点在于达成目标并且与实际紧密联系。

与此类似，“通过设计之研究(ResearchthroughDesign，RtD)”的一些途径致力于阐释设计、相应设计结果以及产生于设计的知识之间的关系。通过设计之研究(RtD)的理论开辟了通向学术理论和方法论的道路。从上述理论途径可得总结：RtD考虑的是研究语境中一种替代性途径的系列后果。这种研究不仅关注于积累事实性知识，即如实描述世界；RtD同样关注于助成性知识和项目化实践，即对世界如实描述和如何塑造世界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作为实践性智慧，RtD具有考量“使用与享用状态”的视角[22]，还有被奈吉尔·克劳斯称为“设计师式认知方式”的设计的特质[23]。RtD利用实践领域的具体工具，包括艺术、烹调、时装、建筑以及风景园林。

与其他既存的研究明显不同的是，它考虑的并不是“为了设计之研究”，因此不包括先于实际设计过程的研究，这种研究旨在为做出具体详细的设计而提供基础。RtD考虑的也不是“关于设计之研究”，这类研究属于与艺术史内容相关的一个研究分支。它超越二者达到概括提炼的境界，可以通过设计过程创造真正的新知、能够在实际应用型知识以外创造更加基础性的知识。

洛珊·周考察并比较了3种重要而基础的RtD模型[24]。第一种版本是“实践引领的研究”，这一类型已经由包括来自英格兰的克里斯·拉斯特等其他学者阐明并加以应用。周总结这一版本的特点是，艺术、设计和建筑领域内进行的，实践作为学术方法研究的组成部分。另一个版本将研究总结为“基于项目的研究”，在阿兰·芬德利的著作中多有阐述。芬德利分析了实践从业人员寓于设计结果中的知识难以满足学术要求，而学术知识经常与实践从业人员的工作不相关的事实。为了克服这样无法令人满意的局面，一项务实的方法被加以应用：它将设计和应用集中在同一项目中。在基于项目的研究模型中，学术方法被看作与设计同等的合作伙伴。这种合作创造新的解决方案也同样创造可信的知识。在周研究的第三个RtD的版本中，沃福冈·尤纳斯给出了一个模型将设计置于了认知过程和认识论上的显著位置。

正如维尔士描述审美的必然性，尤纳斯阐述了设计作为一项人类生活必须条件的必然性。尤纳斯强调的观点认为，科学性的认知方法只是通过设计获取知识这一根本基础方法中的一个组成局部。它形成了3个学术范围的区别：通过科学获取的分析性知识；通过艺术获取的投射性知识；通过设计获取的综合性知识。综合性知识被置于分析性知识和投射性知识之上，原因在于它将2种知识兼而含之。尤纳斯认为知识的本质任务是对生活进行组织。因此知识不仅应该对世界进行分析，更应该指导行动。据此，尤纳斯坚持认为设计应该上升为一种新的范式，上升为应对生活的核心组分。尤纳斯以如下的评价来强调他的科学理论范式的成立：如果设计考虑的是构思和创造至今未知、事先无法预测的人工制品，那么在设计过程开始之前就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知识。因此必须承认新的知识是通过新的设计结果的创造而产生的。

3.4 表述与呈现

现象学导向的艺术理论与RtD概念具有相同的基础，并且为其贡献了至关重要的观点。由于材料和形式的原因，设计产物展现了一种由诸如测量、数学公式、语言或符号理论这些具体的科学手段都无法察觉或转译的品质与外观[25]。从设计结果出发并进一步思考，前述问题意味着所有设计和人工制品，例如艺术作品、设计对象、时装、电影或者是风景园林化的设计空间，都因媒介和表述的个人喜好而各具特点，无法在不同的符号体系中进行转译。相应的，当语言作为辅助工具被用作设计结果的理论阐释时就会存在局限性。当仅仅通过语言媒介来进行交流时，设计结果中显性的、理论性的知识本质上是不完整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设计结果的呈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设计实践的个人经验都是理论阐释的必要组成部分。

实践和理论由此结合，要求研究人员具备与以往不同的研究能力，也要求另外一种类型的研究人员。设计实践的有效经验和对目前学术探讨的总体掌握，二者都是这种“设计方法”所需的条件。唐纳德·雪恩在他有关学习和学习过程的著作中提出了反思型实践者的概念[26]。反思型实践者的概念可以作为研究者所需具备的研究能力的一种参考模型。

4 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学科内的综合性知识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空间设计学科中知识的概念以及“设计方法”的概念，有必要强调他们与规划学科，例如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景观规划之间的区别。规划学科也在应用设计这个词，然而真正的设计过程不会出现在规划方法中。规划学科的任务是提供有法律依据的过程和内容。规划学科考虑的是标准和类型的应用，以及可量化的产业的配置。其所涉信息依赖文字、面积配置和数字表格来传播。因此规划的目标是通过降低任务的复杂性得以实现的：通过将自身限制在有限范围的视野中并严格依靠量化数据来开展工作；界定“简单问题”；达成具可推导性的结果。

这里的规划方法符合科学哲学中的亨普尔—奥本海默模型[27]，可以揭示对结果的预测是如何基于“前提条件(初始条件)”并通过应用“定理形式的表述(方法)”进行推导的。规划关注的不是特殊的案例的表型变化和品质。规划领域的思想传统和方法论与设计的思想传统存在明显不同，从设计对“抗解问题”的溯因性管理上可以典型地表现出来。前文所述设计理论的里程碑，如品质和呈现，对规划领域而言是不相关的，因此在它的语境下毫无意义。这说明在规划学科内的知识与设计学科内的知识是不同的。下面将介绍设计学科内的知识。

试图将设计成果转译成语言的方法从来没有实现过。同样也不可能仅仅靠语言学理论性的文字就做成设计。单靠语言媒介构成的建筑和风景园林知识从来不是完善的。完善的知识只能来自“知其然”与“知其法——行动的知识”二者的综合。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利为这2类知识引入了knowing that和knowing how³的语汇[28]。

笔者将用沃福冈·尤纳斯的语汇“综合性知识”来表述建筑与风景园林学科中知识具备完善性的基本条件。当3项组件齐备时，建筑和风景园林学科中的综合性知识便形成了：已实施的结果、设计方案关键原则的阐明，以及在其他学术研究语境中的定位。这并不是综合的学术观点在建筑科学中的第一次运用。这一学术概念早先被维特鲁威总结过但是随后没有得以延续而湮灭了。维特鲁威认为建筑的知识(scientia)包括制成品(fabrica)、实践(praxis)和推理(ratiocinatio)，推理是实践的解释和相应的示范。制成品和推理形成一个整体。理论与实践互相依存且各自满足要求并且为对方提供刺激和批评。

维纳尔·奥希斯林进一步将其拓展：“一种实践的理论基于这样的事实，没有创造和生产的过程万物都无所成型，而这一过程需要精心地考虑……‘艺术是从每一个体验中诞生的’这一决定性的认知让巴巴洛探寻到一条从个体经验开始，经过重复地应用，通往艺术的途径。艺术是这种经验的产品，也是被这样从经验(远古意义上的人类能力和向某一具体方向发展了的才干)中‘确立’的。自此，一种‘习性’，一种人类的习惯，就产生了。这种习惯长久以来安居在智力能力的范畴中──已经发展成‘理论’──如今它对循序而下的另一种经验存在影响──即所谓之实践”[29]。

建筑和风景园林中的综合性知识包含设计结果的实施，设计方案关键原则的阐明，以及在学术研究语境下的定位。它为利用不同方法和不同形式的设计研究进行新的定向提供了基础。

5 通过设计之研究的“设计方法”面临的机遇、风险和任务

上文对于综合性设计理论发展里程碑的详细说明告诉我们，通过设计之研究的方法已经成熟而且已经成为当前关注的议题。这一发展为每一个高校设计院系都带来了挑战。范式的转向总是会被理解为一份对世界进行阐释的话语权声明，并因此被用作争夺权利的手段以及被当作新的商业模式的基础。对新方法进行既带批判性又细致仔细地检视就变得非常迫切。明确准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准则可以在未来继续描述优秀设计成果的品质，同时可以描述通过设计之研究的结果的质量。

5.1 机遇

每一次范式变换都面临机遇与风险。“设计方法”的机遇在于成为先前彼此分离的学术领域之间可能的链接，而且作为一种在不同学术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催化剂。

伴随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这种交流的接口已经存在。至于基础性研究，“设计方法”对既存的科学及认识论哲学提出了质疑。在这些领域内需要对通过设计之研究的结果和方法加以考察，并为学术性合格的知识与设计学科内的综合性知识之间的转换提出标准。

“设计方法”为应用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程序，而且创造了与建筑和风景园林实践高度关联的多样化的触点。此外，新的方法论层面的工具可供使用，例如头脑风暴工作营，以及既包括设计师又包括科学家的思想库的联合。面对从学术领域呈现而来的问题，设计的代表可以展现全新的、令人惊讶的方法和对策，它们可以在独立的学术领域中继续推进。“设计方法”在形成创意方面尤其灵活和快捷。每一个设计过程都涉及大量的在后来的设计方案中不再出现的“没有降生”的想法。这些想法由于种种原因在具体的设计情形下没有继续推进，但是仍然具有以溯因假设和提出设计论题的形式带来创新的极高的可能性。科学工作必须遵循更加严格的标准因此更加谨慎，所以更慢一些。这样的“设计方法”和既存学术方法之间的合作使得一些令人激动的碰撞成为可能。

“设计方法”提议了一种替代性的学术方法，而且在综合性知识的语境下它为建筑和风景园林研究的新方向创造了基础。这种研究中个体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地位。现在是时候把获取综合性知识这种实践与理论的综合体作为设计学科中的博士研究目标了。有必要建立博士研究的新格式，承认研究人员的个人实践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综合性知识继而为一种意图创造了基础：将诸如社会学、管理学、技术、构造等设计学科的辅助学科排除于建筑和风景园林课程之外，并代之以设计技能和通过设计实践获得的学术专长。

5.2 风险

“设计方法”也造成一些风险。它们归咎于设计技能的缺乏。笔者认为经验充分而且品质优秀的设计能力需要大约10年时间才能形成：5年高校学习，5年从业实践。最近一轮的改革进一步简化了高校课程，充斥辅修课并缩减课时。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学生们接受的设计训练减少了。本应讲授设计的教师实际接受的是其他学科的训练，并没有合格的设计技能。

这种情况导致2个风险：首先是将一个人分裂为设计师和研究者，设计技能受到忽略，由此会产生糟糕的设计结果。第二个风险是同样由于将一个人分裂为设计师和研究者而造成的危险，那就是知识可信度的标准将会被降低。通过设计进行研究的方法很可能会让人产生过高的期望，既要高品质的设计产品或艺术的结果，又要学术上的探索。在设计领域这种提炼要求甚高，没有合适的训练很难达到。一定水平的设计经验是在建筑和风景园林学科开展通过设计之研究所必需的。

设计语境下探索创新的方法是个人设计方法和自主设计成果发展的前提，但是它未必总是与设计研究相关。年轻建筑师或风景园林师将他们的工作冠以研究之名从而在过分市场化的条件下面对既存学科领域时可以以一个独一无二的卖点在竞争中取得先机。这看起来就非常可疑。没有反复的设计，即充分的设计经验和不同设计成果的呈现，设计就不可能成为研究。与此平行的是科学实验的观念和统计学方法的标准。没有结果间的比较，就不会形成有意义的结论。

另一种错误观点在于假设一个或几个设计成果就可以形成研究结果。根据综合性知识的定义，实践需要对设计原则的理论化反思并与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比较。仅仅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单一的设计成果或者仅有一份概念草图不足以在设计学科中达到综合性知识的目的。由此可得出结论，在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学科中通过设计之研究的方法是一种排他性的方法，因为成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前提条件必须符合多种素质要求。

5.3 任务

我们需要一种系统性设计研究和常规性设计研究的方法，它可以为通过设计之研究的相关讨论创造更广泛的基础。与通过设计之研究相关的最首要的设计研究就是设定准则来辨别研究结果的质量和它们与既存学科内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使提炼并呈现蕴含在设计成果中的具有认知意义的知识成为可能?应该如何对知识的构成进行表达从而保证其普适性，或至少使其具有共通性?这一问题与对创造知识的设计过程进行的研究同样重要。此处的困难在于设计过程无法产生演绎推理性的结论，只能提供溯因推理性的实验。运用溯因思维无法从结果出发以线性方式或随机方式对初始命题进行反证。科学总是立基于问题，与此相反，设计则基于对策的探发。因此诸多相关决策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成为设计过程和设计成果的典型特点。这种旨在对策的多重相关性是设计学科综合性知识的一个核心特点。为了确定综合性知识的立场，我们有必要关注有关知识的其他学术概念，也有必要探讨在知识的多种学术概念间进行转译和传播的规则。如果成功，“设计方法”可以成为一种不同学术概念之间的交流界面，以及不同学科之间合作的基础。不论成功与否，对通过设计之研究的方法进行的讨论都能为所有关注创造性、设计方法论和特例空间设计的人们提供一个改进各自方法和申明自我立场的机遇。

注释：

1 译者注：溯因法或溯因推理，是推理到最佳解释的过程。它是开始于事实的集合并推导出它们的最合适的解释的推理过程。有时使用术语溯因(abduction)意味生成假设来解释观察或结论，但是前者定义在哲学和计算二者中更常见。

2 译者注：指在特定时代背景或环境条件下,不应存在的事物却出现了。

3 译者注：对知识经验的分析存在认识论上的“形上进路”与“实践进路”，形上进路强调“knowing that”，知识经验往往表现为一个命题的集合；实践进路强调“knowing how”，知识经验体现为一组行动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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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奥地利)尤根·瓦丁格(JuergenWeidinger)/柏林工业大学风景园林设计系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基于认知理论的环境氛围和环境品质设计

译者简介：

郭湧/1983年生/男/山东烟台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科学与技术(北京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