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报道]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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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7日上午9时,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文远楼3楼)顺利召开。会议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承办。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住建部城建司、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上海风景园林学会以及全国各大院校的近60位多学科多领域研究专家、领导以及相关工作者出席会议,盛况空前。

本次会议分为成立大会与学术研讨会两大部分:

09:00-10:00 嘉宾致辞

主持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 系主任 韩锋教授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住建部城建司世界遗产与风景名胜管理处处长左小平、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王磐岩、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朱祥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执行主任邵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振宇先后发表致辞,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ICOMOS-IFLA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ee on Cultural Landscape)Steve Brown发来贺信,祝贺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并希冀该委员会在未来中国文化景观理论及实践中发挥作用,搭建中国与国际的桥梁。韩锋教授转达了世界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红河哈尼梯田张红臻局长的问候和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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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左小平女士,右:伍江副校长

左:左小平女士,右:伍江副校长

左:王磐岩女士,右:朱祥明先生

左:王磐岩女士,右:朱祥明先生

左:邵甬教授,右:李振宇院长

左:邵甬教授,右:李振宇院长

10:00-10:15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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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1:40  专委会成立大会

主持人: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  高翅教授

合影结束后,专委会负责人韩锋教授作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成立说明报告(筹备汇报)。汇报围绕“什么是文化景观”、“为什么需要文化景观这个平台”以及“怎样在中国开展文化景观工作”三大主题展开,以下是筹备汇报辑录:

各位老师,我现在要做的说明更多的是一种沟通,我们今天与会的代表来自很多个学科,这就看到文化景观的多学科性。今天参加会议的有学者,有世界遗产管理部门,有遗产地的一线管理工作者,那么在我们这个平台怎么来做文化景观呢?尤其是文化景观这个词汇的确不是源自我们中国,它是一个西入的词汇,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景观?在中国需不需要这么一个词汇?在这里更多的是跟大家作一个沟通。我今天要讲三个事情:第一,什么是文化景观,第二,为什么需要文化景观这个平台,最后是怎样在中国开展文化景观工作。这需要国际视野,更需要回到中国,做中国自己的文化景观,探讨怎么将中国的文化景观推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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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文化景观

对于文化景观,东西方有不同的表述。如伍江教授说:“我们中国讲到景观,没有不是文化的景观”,一语中的。所以,文化景观这个词,来自西方的文化地理学,传到我们中国,就不容易被接受,我们认为我们的景观没有不是文化的,在风景园林这个领域,为什么还需要“文化景观”这个词汇?除了地理界,中国首次接触到文化景观是在世界遗产领域,以前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文化景观就是混合遗产、双遗产,但混合遗产并不是文化景观。国际有国际的语汇,中国有我们中国的语境,今天就需要一个对话平台,找对对话平台很重要。

西方文化地理学伯克利学派将文化景观定义为:文化是动因,自然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景观的意义是人类认知、利用自然而产生的。法国地理学家、哲学家Augustin Berque认为“景观不是环境,环境是整体环境的所有实质因素,是社会与空间、自然之间的所有联系。而景观是这些联系中最敏感的部分,是其中主体意识最强的部分。”

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环境哲学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将人地关系上升到了道德、伦理的高度,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建构和利用基于对自然的价值认知,是自然观的反映,而自然观因民族而异。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则表述为“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10周年,教科文遗产中心2003年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了:“今天所认知的文化景观,尤其指中国人在纪元初所开创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述。”我们看到西方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景观的理解是如此的深刻,而在那时我们还没有关注到文化景观。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分为三个子类:

  1. 人类有意设计和建造的景观(理想世界);
  2. 有机进化的景观(社会发展):遗址性景观和持续性景观;
  3. 关联性景观(精神世界):与自然因素相关联,具有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价值。

中国人受到儒道互补思想的影响,我们对于自然独有的人文情怀是西方没有的,我们对于自然的文化建构可以说是最发达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基本上确定了对自然的审美。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比西方文艺复兴整整早了一千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有这么多时间去营建与自然的情感,用奢侈的几千年来做这件事,但是我们中国的先人们做了。所以,中国的文化景观是高度发达的。

我们风景园林学科的核心、文化景观、西方当代的环境哲学核心、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中国的古典哲学命题,都不约而同行地聚焦到“人与自然”。这是巧合吗?绝对不是,这是个景观的深层价值问题。在此,文化景观成为我们对话的平台和聚焦的中心。

二、为什么需要文化景观这个平台——挑战与机遇

受到西方古典哲学影响,西方有着很严重的人地分离传统。有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也有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在60至70年代,随着环境危机的出现,西方在环境哲学引领下,出现了大规模的环境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国家公园保护区运动,大量运用科学、量化的研究评价方法,沿用西方传统,对精神、审美等无形价值的排斥,驱赶原住民,人地进一步分离。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中自然、文化遗产分类设置,就表现出严重的人地分离倾向。80年代的环境哲学实践,由欧洲文化中心转向文化多样性,转向东方,出现了大量批判美国国家公园环境沙文主义、纯净自然遗产保护的文章和社会抗议活动。像亚洲这样人口高密度国家每寸土地都有文化性,不可能无视土地文化,建立旷大的无人荒野保护地。文化转向要排斥文化和自然分离,要系统发掘和认知自然、文化的遗产价值,不要让世界遗产、国家公园、保护区成为无人孤岛。与自然密切关联的非主流土著文化、东方文化在亚洲、非洲和北美得到重新认知。

文化景观具有地域多样性,反映了人和自然长期、深刻而密切的物质与精神关系,展示人类社会与聚落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或机会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在和外在因素的持续作用下的演进,反映了人类社会和族群丰富而特殊的、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土地使用技能。文化景观与社会信仰、艺术和传统的关联性体现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独特的精神联系。在遗产保护中文化景观不仅提供了新的分类,同时提供了整体方法论和动态演进的视野,架构了自然和文化、有形和无形之间的桥梁,提供了重新阅读遗产价值的机会和方法,进而具有跨文化、跨时代的哲学意义。教科文组织、ICOMOS、IUCN遗产保护的文化转向是对西方人地分离传统的反思,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省,将重心回到人地关系的社会建构及和谐共建上。近年来,国际上将文化景观的理念越拔越高。至此,景观作为理想图景,管理目标,生命福祉,生活质量,甚至景观作为人权。

中国,作为教科文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概念来源的国家,长期缺乏对国际动态的敏锐把握,文化景观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主动的传统建构意识,也缺乏国际参与意识,在世界遗产及中国快速城镇化领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发展都是缺口。

三、怎样在中国开展文化景观工作——中国可以做什么

生态文明、美丽中国、新型城镇化引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反思,生态文明由浅生态向深生态的转向带来了学科增长点,人地关系的可持续性成为重点。文化多样性与自然多样性一样,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对于文化景观,从文脉地脉切入,从传统及发展国情切入,中国可以在遗产领域(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新型城镇化(城市历史景观HUL)和乡村景观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

中国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具有独特的价值贡献。作为文化大国、农业大国,中国具有灿烂的文化景观,对自然具有高度的精神智慧和土地智慧,必须加强对中国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进行基础研究,对自然和文化的进行整体性保护,建立中国文化景观预备清单。中国对文化景观理论最深层的价值贡献就是我们的自然观,中国彻底的人文自觉精神、与自然的和谐精神是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最大特征,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从哲学的高度奠定了中国自然观的人文性、伦理性、政治性和艺术性,中国文化赋予的人格的伦理性、文化的深刻性、政治的象征性、审美的艺术性,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以自然为基底的中国风景名胜区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双向建构关系,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人文主义自然观的完美实践典范,是杰出的文化景观,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高度的人文性、文化性、伦理性、政治性、艺术性和活态性。中国风景名胜区是文化景观的杰出典范。

我们的文化景观遗产还需要向非汉文化、非精英文化拓展。城市和乡村的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是另两个国际主战场。中国高速城镇化发展下,城市和乡村如何保护和延续历史文脉地脉、如何保护传统身份认同、如何保护土地智慧、如何实现资源公平社会公平,保证发展权益,充满挑战。

最后我引用朱大可教授的文化观点,提出专业委员会的文化立场:多元平等,不“独尊某术”;祛魅的,不是造魅的;开放的,充满吸纳性的,而不是自我封闭的;即使有外部来源,仍然是独特的。

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文化景观同仁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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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筹委会负责人严国泰教授宣读专委会委员名单以及工作规程。专委会委员举手表决,通过委员会工作规程、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建议名单、特聘顾问建议名单以及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并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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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1:40  学术研讨会

报告人:谢凝高 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王向荣 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副院长)

以下是对谢凝高教授的报告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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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会员,下午好!

首先祝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会议顺利召开,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议》,其中包括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内涵的内容和大家探讨。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应该说中国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系,这是保护、展示和传承美丽中国形象的战略决策。1982年中国确立风景名胜区制度时为了体现中国特色而命名为中国国家风景名胜区,它的英文名其实就是中国国家公园。

中国的国家公园源于农耕文明时代的天下名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国家公园,也是迈向生态文明的自然和自然文化遗产。它是以科学和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和基础主体,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主要满足人对大自然的精神文化和科教活动需求,属国家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地域空间分布。其价值达到国家级的属国家遗产,达到世界级的属世界遗产。

从中国三十多年的实践看,国家公园的事业得到了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我国现在已有14类国家风景名胜区,共225处,其中48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展示了科学美丽文明的中国形象,成就辉煌,影响巨大。但是有些地区决策者不了解国家风景名胜区就是中国国家公园,以为中国没有国家公园,因而降低了设定国家风景名胜区的国家公园标准以及体制建设,有的甚至把代表庄严美丽形象的国家风景名胜区作为吃喝玩乐的旅游宣传品,设计成了人工化商业化程式化的替身商品,改变了国家公园的性质,损害了国家形象,形式严峻。为此,我们要根据制订国家公园的科学标准和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特有价值,整治破坏性开放,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以下是对中国国家公园的探讨和建议。

1. 建立价值,定性定位

价值是评价国家公园的首要标准,因此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首先要明确国家公园的价值。它包括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国家公园作为地域空间综合体,其价值的评定涉及许多学科的内容,为此要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共同进行综合考察,建立其价值标准。达到国家级的需上报国务院审查批准为国家公园。国家级的突出价值和特殊地位,决定了它特有的性质,即保护性、公益性、展示性、传承性、综合性和不可再生性。有的决策者因为不理解其价值和性质,只为局部利益而随意改变其性质。例如把保护性改为经济开发性,把公益性改为集团私有性,把展示型改为经营性,把传承性改为掠夺性,严重损害了国家公园的价值和性质,对此只有严禁改变其价值,改变其性质,才能够保证健康发展和准确利用。

2. 保护优先,禁止开发

国家公园的特殊价值和特殊性决定了保护是前提,保护的标准是保护国家公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的目的是科学展示准确利用。对此必须贯彻国务院的决定,进行强制性的保护,禁止开发,还国家公园以真实性和完整性。只要禁止开发,生态系统自然得到平衡发展,让人们欣赏大自然之美,分分秒秒享受生态富氧、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应体现自然生态价值,探索生态规律,从而指导国家公园以外的人工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

3. 科学展示,功能分区

科学展示是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和利用方式,它好比大自然中的生态实验室,物种资源库和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是人们开展科研、教育、游览、休闲、启智、创作体验、陶冶情操等精神文化和科教活动的理想之地。要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科学定位功能分区,即区内以精神文化和科教活动为主,区外以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城镇化经济开发为主,联合带动区域发展,形成“区内景,区外商;区内游,区外住”的内外功能大分区。这与我国千古名山的保护利用原则“山上游山下住”相一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世界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的原则。我们应当及时发展深化的内外错位开发,越早越好,否则就难以成为真实完整的国家公园。

4. 统一管理,法规为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发展国家公园事业,目前最关键的是现状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不力的主要原因是县级管理机构权力有限,无法阻止条块分割管理局面。有的风景区把门票收取权,景点经营权交给企业去经营,完全违反风景名胜区条例与相关法律,结果造成风景区人满为患,人山人海,到处是商场,生态破坏,风景失真。如不停止开发,整治环境,恢复生态,还能称之为国家公园吗?要实现有效管理,必须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建议国务院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直接管辖国家公园体系,调整相关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有效管理,需要做大量工作。最主要的是:一是立法,二是规划,三是监督。

立法为国家公园事业的保护管理提供法律保障,保护地的立法滞后于开发区的立法,保护地就要不断地受阻。建议加快立法,执法要严、违法必究。

规划是国家公园事业发展保护建设和管理的科学依据。国家公园规划内容很多,建议检查国家公园标准,按国家公园标准突出重点,落实区位,贯穿科学和综合协调发展观,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消除三废污染,提高自然度、美感度和灵感度。发展精神文化和科教投入,复兴中国山水精神,建设生态文明。国家公园内必要的设施建设,应控制在公园内的核心区域以外,控制影响最小的空间内。达到安全、卫生、简朴协调的原则,不建设豪华宾馆及设施,不以盈利为目的。核心区不对游人开放,保护生态,提高利用水平,达到永世利用的目的。

三要监督。国家公园是社会公益事业,公众不但有享受的权利,也有保护的义务和保护监督的使命。鼓励公众参与,尤其是媒体,对国家公园保护利用的宣传,监督的力度应当越来越大。监督越严,管理利用水平就会越高。

5. 培养人才,增加经费

国家公园是国家级别科学、美学和历史文化价值最高和最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部分,要想将其保护好、管理好、展示好、传承好国家公园的公益事业,必须研究保护国家公园科学发展观,培养公园科学管理人员。因此人才培养要优先考虑。目前这方面已得到了很好的提高,但还需不断加强。特别是利用现代技术展开科学教育。很大一部分保护国家公园的管理保护经费及收入被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拿走,这是违反风景名胜区条例和有关法规的做法,必须纠正。有的地方政府就做的很好,比如杭州西湖风景区和深圳梧桐山风景区,因市政府投入足够保护管理经费,风景区免费开放,还景于人。几千年来,天下名山都不收门票,从皇帝到平民皆可登临,我们应当发扬优良传统,让人民观到美丽祖国的风景,建议国家公园的经费投入以国家投入为主,鼓励社会团体捐赠,门票为辅。地方政府应以国家公园以外的旅游服务城镇,繁荣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6. 综合效益,奇大无比

评价国家公园的价值和效益,应站在国家和世界的平台上,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由于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乃至世界的突出普遍价值,它们在国家乃至全世界产生放射性的影响力,同时也产生向心性的吸引力,影响力越大,吸引力越强。由此国家公园了产生奇大无比的连环影响力及其综合效益。如在美丽中国、文明意识、中华精神、山水启示、陶冶情操、科学展示、生态文明、经济繁荣、爱景爱国,政治文明等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我的工作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系是一项保护国家遗产、复兴中华文明、展示美丽中国的系统工程,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建议国务院组织建立国家公园体系,组织各部门干部和相关学科的专家,以及申报国家公园的各类国家保护组织参加,用两到三年时间完成此项任务。此项工作的基础是总体评价国家的风景名胜区及国家公园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严格按照国家公园的科学标准,结合中国特点,以225个国家风景名胜区为基础核心,进行实地考察评价,合格的纳入国家公园名录,不合格的限制改进。同时将其他合格的各类国家级保护地纳入国家风景区体系,建立世界标准、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体制,以展现美丽中国,复兴中华文明,实现生态文明。

我国是世界国家公园资源最丰富、价值很高的国家之一。但是目前我国国家公园人均面积远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因此要严格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遗产,积极发展扩大国家公园体系,不仅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更为实现全人类的生态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

王向荣:谢先生刚才详尽地探讨了中国国家公园的工作方式和各项建议,以及对未来工作的畅想。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谢老的文章、学术报告等来认知中国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公园的。谢先生对我国风景名胜区的保护、风景资源普查,提出各种各样的有益见解,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谢先生的建议让我想起今年夏天,我有幸看到帕拉迪奥的圆厅别墅。在现场,我觉得西方人处理人和环境,山水跟建筑关系的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谢老说,中国具有独特的山、水文化,跟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种精神和文化似乎在今天的发展过程有遇到一些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一座山或者一片山这种大面积的地域空间凝练成精神化的产物,这是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明证,这的确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课题。

中国有非常独特的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谢老用几十年的坚持做这样的工作,令我们非常钦佩。我们今天文化景观专委会的成立就需要继续做这件事情,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感谢谢老的报告。

13:30-16:30  圆桌会议

主持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 系主任 韩锋教授

(嘉宾发言无先后顺序,记录顺序依据当天发言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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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强(住建部风景名胜专家,教授级高工):多年行走于国内外风景名胜区的经历给了我很多体悟,所以我建议年轻人行万里路,多深入实践。天、地、生三要素对风景园林影响很大。因为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综合性问题,学科界限也随之消融,所以在中国风景名胜区研究中要综合理工农学科,重视文史哲精神。历史证明,以名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景名胜区有自我生存的办法,也要有政府支持。要走自己的路,要多时间。

张惠延(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学技术委员会风景名胜区专业委员会主任,高级规划师):中国风景区具有悠久历史,正如韩锋教授所说风景名胜区就是文化景观,它是我国文化景观实践的产物。1979年4月份,22个风景区参与了在杭州第一次召开的风景区会议,那时叫自然风景区。之所以称为自然风景区,是因为我们在考察了美国国家公园后,发现与我们风景名胜区有很大差别,所以暂定这个名称。1981年在筹备提交中国风景区调查提纲过程中,考虑到我们风景名胜区深厚的文化底蕴,最后决定易名自然风景区,确立了风景名胜区这一名称。浙江拥有众多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风景名胜区,如天台山、天童山、金山、普陀山等,这些山脉作为自然的产物,与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有密切联系。希望文化景观理论在风景名胜区保护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刘天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建筑美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是理科生出身,毕业后到上海社科院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化结合工程技术做好本职工作,在跟随陈(从周)先生学习的过程中就已经打下了这方面的专业基础。我们应充分重视陈从周先生构建的园林理论,将其发扬光大。同济风景旅游系的丁文魁教授开设的风景园林科学研究所,也进行了大量的风景名胜区实践,并撰写了《风景名胜研究》,开创性的提出风景边际理论。老一辈先生的高瞻远瞩,值得我们学习。最后我希望通过文化景观委员会可以凝结学术研究意见,传递给政府职能部门,协助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风景文化渊源长,要进行多学科综合探讨。专委会要成为政府智库。

王磐岩(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中央提出国家公园的体制研究,是在生态文明的大系统下提出的,以此保护国家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充分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目前对建立国家公园的态度不一,我们在座这么多这方面的专家,对风景名胜区这么早就有这样深刻的思考,所以我希望协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景观关注内在核心价值,对于城市转型期的人地关系很重要,要宣传出去。希望文化景观理论在国家公园体制研究中得到应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通过学者与专家努力,发挥智库作用,引导上层决策。

左小平 (住建部城建司世界遗产与风景名胜管理处处长):我非常赞同文化景观理论的核心理念并且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中不应只关注名称。文化景观可以重振我们的文化自然,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的关系。中国风景名胜区与国家公园关系重大,希望我们专委会要加强对此研究,建构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影响决策层。加强对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的提炼,提供政府决策咨询。

朱祥明 (上海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我讲三点:一是保护和传承同样重要,加强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研究;二是多关注文化景观的现代表达;三是多吸引青年学子。

肖高林(贵州省世界遗产申报管理办公室主任):祝贺文化景观委员会成立。贵州非常重视申报遗产工作,我们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众多国际及国内专家都给予我们很好的意见。希望委员会在文化景观保护实践中关注贵州,指导管理人员,普及文化景观知识。

杜晓帆(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我归国就在教科文组织工作,去年回到复旦大学创立了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对文化景观实践工作中有一些体会。文化景观管理目前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多头管理的尴尬困境。今天的文化景观委员会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恰逢其时,迎合当下实践需要;人和还需要日后的接续努力;地利是依托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可以为委员会提供很好的平台。我希望成立的文化景观委员会统合多学科力量,吸纳文化景观方面的专家及各部门管理人员,比如文物保护等多方面的人才。文化景观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其强调的动态性、整体性等具有革命性意义。

李迪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学术委员会的任务首先是学术研究;学术沟通,如何将文化景观宣传出去,希望委员会为相关的政府管理者传播专业理论,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我们的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中国风景名胜区,应该关注城市与乡村,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法的建立。这里我们的学术新家,希望它越来越好。

胡守钧(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对中国传统哲学不应按西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进行简单归类。以上的思考是基于我对《周易》和《道德经》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哲学是师法自然的哲学,这点与文化景观密切相关。中国人观察天、观察地,观察世纪更替,感悟人生,总结哲学。“天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我建议用中国自己的哲学研究中国的文化景观。我研究社会哲学,如何观察社会,与观察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用共生的概念。我研究的社会哲学主要运用了社会共生概念,研究怎么共生,怎么改善共生。落实到文化景观研究,就是要考虑人和自然怎么共生。自然不声不响,但一旦失衡威慑力是破坏性的。所以要对传统哲学尊重,要尊重人和自然的共生。所以,我的观点归纳为两点,一要对传统哲学尊重,二要尊重人和自然的共生。

居阅时(华东理工大学环境艺术学院教授):首先我认为文化景观专委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现代科技发展,教育细化,导致文化与建造分离。目前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建设主要是元素的拼装,与苏州的拙政园、网师园远不可比。园林是文化园林,需要文化内在的联系。我们强调多学科融合,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多学科人才培养,如本科生教育上还有很多缺口,难于实现文理融合。另外,我很赞同前面胡(守钧)老师的观点,文化景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问题,我们要看到东西方文化哲学概念的不相同,这种不相同,是由自然的规定性导致的。文化景观是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生命智慧,是不同生命、生存智慧的体现。

金云峰(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副系主任):中国风景名胜区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与美国国家公园有不同点。从名称看,我们的风景名胜区具有自己的特点。美国国家公园体制成功后,对这种名称上的崇拜更多,我们要对此要有自己的认知。文化景观是国际组织或西方话语下的产物,当然也包含了一些国际对中国风景园林中蕴藏的东方智慧的认识。立足文化景观本身的概念,中国文化景观大有可为,可以增强国际影响力。同济大学多年来已从本科、研究生和博士三个层面开设课程,进行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教学。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作为更集中的平台,要考虑如何将中国园林与世界对接,争取话语权。

金荷仙(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教授,《中国园林》常务副主编):委员会筹备历经波折,文化景观在国际上讨论较为火热,但《中国园林》杂志2007年才第一次编设文化景观专刊,通过一些组稿和主题文章,我们慢慢知道文化景观和风景园林、风景名胜区有这样一个关系。这实质上是对业内人士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和推广。我们有义务来宣传我们文化景观专委会的研究成果,来影响更多的决策层。

包志毅(浙江林学院园林学院教授,副院长):我做了多年的植物景观,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文化景观与植物研究联系在一起。1. 无论是文化景观还是风景名胜区,其生命支撑体系主要还是活的植物生命;2.目前在做中国大百科,植物文化是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植物的人格化、精神化是世界上最深刻的,因此文化景观与植物景观有很多方面的联系;3. 中国很多风景名胜历史很长,但真正的历史传承也和植物有关系,像山东的千年银杏、黄帝陵轩辕柏,泰山千年古树,植物景观特别是古树名木是历史的见证;4. 无论是文化景观还是风景名胜区,对植物和植物景观的评价、规划、管理和维护,文化景观在延续的过程中,生命体系会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怎么样评价和管理非常重要。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师法自然,我们对自然的观察都很深,有其深刻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建议委员会开展比较系统的普及和培训工作,组织海外考察,针对性对现有文化景观开展案例性的研究。

成玉宁(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化景观与景观文化密不可分,以景观为主语,应该关注景观的文化背景。因此我认为不仅局限于特定范畴,不应只关注遗产领域,不是只有登录名录的才是遗产。在园林研究中要有文化自觉,也要有文化警惕性。所以作为中国的文化景观回顾历史重要,展望未来更加重要。文化景观理论应紧密围绕现代社会实践,更有勇气展望未来。从时间段上兼顾昨天、今天、明天。我提出三个重要,文化景观重要,景观文化更重要,文化就是我们的财富;遗产重要,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更重要;国际很重要,中国更重要。三个重要是源于我对中国园林的感情。

周日良(浙江省城乡规划协会会长,教授级高工):文化景观的出现,是世界遗产的观念变化,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结果。中西方文化本质上不是对立的,取向都是以客观的态度,造福于人类为主。西方东方哲学各有所长,研究中只要是能够揭示文化景观的内在规律,使用上可取长补短。目前国家公园已经写到了党的文件中,国家公园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的关系要处理妥当,要深刻认识国家公园建立之前的历史背景,而不仅仅是建立之后的脉络,撰写专题文件。对国家公园的崇拜,会影响接下来的机构改革,影响非常大。

张浪(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院长):文化景观让我们多了一个视角看专业、看波澜壮阔的环境与人的关系,作为视角,我们应尤为关注怎么看?怎么干?我谈一些怎么干的问题。中华民族做了几千年,从态度上应呼应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作为泛化的概念,但其作为是许多具体的实践组成的;从途径角度应呼应五中全会,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应该呼应国民对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向往。上午高翅校长说作为专业委员会的成员,首先要做到价值观的认同,凝聚力量。“君子和而不同”,建议发布委员会手册,在世界上为中国扬名。文化景观关键要落实怎么做。

杨小茹(杭州西湖风景区管理监测中心主任,总工程师):我作为杭州西湖管理实践者,有几方面的看法:1.理论体系和特色文化景观体系的研究。杭州西湖作为第一个以“文化景观”自主申报,“精神家园”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在西湖申遗中有明确的定位。我们杭州西湖也很愿意为专业委员会,为中国文化景观体系的构建做一些贡献。2.保护管理研究,我们西湖风景管委会和杭州园林文物局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这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如何评估、评价管理有效性,我们除了在高校本科开展相关学科的教育课程以外,还需要在中小学开展中国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价值观的教育工作。我们应该从国家的视角,从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的视角做这样一个文化输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也建议提倡志愿者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去。

张薇(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我讲三点。一是文化景观研究范畴应该进行外延扩张,不仅关注遗产。理论对实践的指导非常重要,应关注多元文化的融合研究。目前很多导游词的介绍中不乏荒诞的东西,所以需要我们研究者去梳理,注意文化的原真性。我们需要通过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发掘文化景观的基因、原点,梳理文化元素,最后凝练核心价值。二是应该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结合起来。东南大学做了很多数字景观的工作,武汉大学目前也运用现代技术分析景观。三是文化研究是一个由表及理的过程,需要开展物质、行为、文化、心理等多层面研究,这样的研究才是立体的文化景观,而不是平面化的研究。

贾建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和景观研究分院院长):祝贺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的成立,研究文化景观应关注何以形成的原因,虽然文化景观与我们每日生活紧密相关,但作为研究,需要谨慎对待。为何我们看到的西湖景观、庐山、五台山各具特色?每一个文化景观都有其产生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沃土。所以建议专业委员会要有专业深度。研究中注意内在于衍生,外在于行走;在于融合,不在于独立。

李嘉荣 (湖南南岳管理局风景资源管理办主任):希望文化景观理念在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发挥作用,尊重文化与自然才能保护好中国风景名胜区,衡山始终在探索依山就势、尊重本土文化的保护实践。我们应该开设培训班、市政办,传播理念和培训。

徐青(中国地质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随着学界对精英文化的关注转向重视日常景观的价值,文化景观作为方法论将在乡村文化景观中起到巨大作用,挖掘寻常景观的意义,期待文化景观委员会对此更多的关注。

王向荣(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教授,副院长):文化景观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西语系语境下的文化景观和耕种有着关系,但广义上的文化景观却有一种精神上的活动影响。人类的精神也可以对环境产生影响。中国的文化景观在世界上具有最多样化,但这样的多样性目前受到很大的挑战,限制于目前的交通状况等等的影响。以前的农业依附于大地,但工业社会以来,新技术的发展,反而使中国多样性景观的状态趋于单一性。每一块土地的独特性才能建立景观的多样性,维持和保护我国文化景观的多样性独立性。产生和演化,使我们的一块地变得独特起来。我建议需要关注更多的风景遗产,特别要推进国家决策的制定。在关注遗产的同时,还要更多的关注最基础农业生态土地,而文化景观和名胜只是其中的精华。

陈耀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理论重点一在于对文化景观概念的理解,了解文化景观来龙去脉,国际动态。基于此,我们如何与国际交流,怎样影响国际上对文化景观的看法,都是专委会在理论上应提供的支撑。二是文化景观的肌理,文化景观形成的原因探索。首先是建造者、使用者的价值观,最重要的其哲学思想,还有民族和宗教思想等;其次,还有挖掘其蕴藏的智慧和发挥效用的技术;三是文化景观实践,实践源于资源价值及对文化景观的理解。在规划中,我们应该重视如何来体现文化景观保护。最后,在教育方面的宣传和交流。希望更多年轻人来加入到这个专业委员会。

庄优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今天与会的人员既有环境哲学,又有专业学者等,在这场碰撞中体现了文化景观研究中多学科参与的重要性。世界遗产在国际上有一套价值体系,而与国际相比较,将文化景观引入中国时,中国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体系,我国的景观是非常特殊的,跟国际上其他国家无法作出绝对比较,所以我们建议我们通过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

楼嘉军(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旅游系教授,休闲研究中心主任):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专业委员会有几个功能需要进行强化。首先,对于文化景观的理论研究要强化,可以构建起研究平台,总结出文化景观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理论,而不是仅仅沿袭国际理论;其次,希望专业委员会增添交流分享的功能,我们应该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参加进来,这样才会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段建强 (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首先我希望文化景观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以working group的方式交流讨论;希望委员会吸纳更多学科的专家;设立专题研究,加强文化景观、传统文化的基础认知研究,进行高层次的讨论。

车生泉(上海交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副院长):生态学是研究生命与环境的学科,目前生态学有很多分支。生态文化、科学、修复保育和生态呈现在景观研究中都有所贡献,研究应跟上实践发展需求。我从事过景观生态研究,用生态学理论研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行业发展过快,有点失去生态平衡。推及到我们的研究中,应该强调平衡发展,不怕慢一些,更重要的是生态地发展。

严国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应该在决策层中发挥研究成果的积极作用。专业委员会成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整合我们内部的力量,建立风景名胜区管理干部学校进行专业培训。理论上如何提高,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沉下去,一起做我们风景园林发展事业。同时,也要和世界接上轨。

 

致谢:感谢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对本次参会报道的大力支持。感谢韩锋教授给予稿件修改的宝贵建议,杨晨助理教授的审阅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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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爽

杜爽,YouthLA志愿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景观、风景名胜区规划设计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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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创伟,YouthLA志愿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风景园林硕士在读,SSOE CHINA CO.LTD建筑师,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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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芊芊,YouthLA志愿者,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本科生。

1 discussion
  1. 王志成 says:

    中国建立文化景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至于是经济在先还是文化景观在先则是发展阶段的问题了,况且景观本身不也是有时间性的么。在此我还有一个疑问,文化景观在于文化的提炼和传承,是感性的内容,风景名胜区的评估和评价及后面建立公家公园体系则是需要一定的统一性的,是理性为主的内容,这两者要如何结合呢?西方的公家公园体系更多的是从自然特征出发的,而我国要将文化融入风景名胜区会不会因此失去了自然生态的一面或者两者并不能很好的结合而显得不和谐?或者中国文化是否可以量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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