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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古村之友
【主讲人】：汤敏
【参与人】：段建强、傅凡、郭明友、李宝章、李建伟、刘晖、汤敏、王志芳、杨锐、杨忠全、余洋
【话题讨论时间】：2015年11月3日
【精彩内容】：
各位老师，承蒙错爱，能在这么一个园林和景观顶级的平台上，让我一个晚辈来做这个分享，我感觉倍加感动，真的是感谢抬爱。在整个古村之友的这一年多的发展过程中，不管是最开初的，尤其是今天晚上我曾经的领导宝章总和方悦总对古村之友以及我在奥雅时候的大力支持。包括其他朋友圈里面的——LEPC有很大一部分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大家天长日久地点赞，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首先我最想说一下公益，目前公益圈和公益领域对中国的作用，我们国内愿意把公益叫做“公益”，按说它的名字应该叫做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可能叫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也就是说社会组织这个群体，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它可能起到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们从相对成熟的社会结构中来，他可能包括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第一部门通常可能是政府高校，第二部门可能是企业和经营组织，第三部门就是社会组织。过去我们在整个经济高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在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上，社会创新就可以释放出下一个阶段的红利。
社会创新所释放出的红利，需要哪些组织来实现，社会组织就是来完成社会繁荣和和谐的重要力量。这个共识是经济的繁荣靠企业，社会的繁荣靠社会组织、社会企业。我们社会组织在整个社会当中构成的第三方力量，用来调节社会矛盾，甚至来解决政府、高校、企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未来发展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社会组织其实并不是一个情怀或是业余的事情，实际上它本身是一种工作——公益本身是一种工作。如果把它理解成第三部门，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人群构成，比如说在美国的我们所了解一个调查数据，百分之十二的人口是参与到社会组织就业中去了，而这百分之十二的人口却创造了百分之十七人口的GDP。对于我们中国来讲，我们中国人口这么多，所需要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可能会比美国还要多，尤其是我们一系列的公共话题。
所谓社会组织所关心的领域，我们国内愿意把它叫做公益。公益就是关心公共利益的事情，公共利益就是非私人的比如买房买车，或者说仅仅盈利的一方面。其实国内大部分企业就有很强的社会企业的属性，他以社会价值为目标然后企业化的运作方式，我们有许多企业是这样的，当然除了挖煤、倒油、炒地皮的，它们是尤其促进科技创新的。
所以当中产阶级的繁荣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慢慢到来，经济的日益温饱等都已经慢慢解决的时候，其实我们社会组织已经是非常好的了。最起码在深圳我们能感觉到，社会组织蓬勃，社会组织都在参与志愿者建设，参与志愿者。所以下一阶段，我们都会有这种共识，可能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创业可能来到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有可能比传统的企业创业来的要快，可能联动性更强。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对我们中国公益界的公益组织的生存方式，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这一行业特别难招到人，原因是大家一说起公益就觉得是不是都没法自己养活自己了，天天在拖驳化缘，类似没有捐赠就活不下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公益组织本身是一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一个职业，按照国际惯例的话，他这个薪资高的很高，怎么让他们活下来呢，公益还是有许多项目，尤其是现在社会化众筹时代。
现在的社会化众筹时代和互联网众筹时代，即便政府不埋单，其实社会还是会埋单的。人人捐一块钱，也可能让大家做一些好事。目前全面的平台都在支持这个，那么“古村之友”把社群做这么大之后，的确享受到了社会化众筹和互联网众筹。我们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对大家都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后，其实没有人愿意袖手旁观。我觉得人是很容易被感化的，人一旦被感化，大家都把善心给激发出来，把人人的参与公共事物的责任心调动出来，其实做公益是不难的。
那还有一个利好是什么呢，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目前的蓬勃发展。那其实这个行当企业可能相对规模和当量都不是特别大，所以能明确地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对是比较少，但是也不得不说在我们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行业。做环境建设、做景观建设、做人的生存环境改良，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很突出的一个行当。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我们这些群体其实我们许多的景观业家都在履行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只是没有像阿里巴巴、腾讯等等，把这个事情提升到专门的一个部门。
当然就我之前在奥雅工作的两三年也知道，奥雅也有自己的公益基金会，包括也在推动孵化一些，创新研发一些都算是社会公益的，其实也包括一些关照一些小朋友。所以我觉得不得不说从70、80年代、60、7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些前辈做企业，到今天这个局面，很多时候大家的社会责任感非常突出。对整个公益界这个行业来讲，还有一个利好消息，就是每个企业有百分之十二以内的税收，就比如说今年你有一千万的税收，你就可以拿出120万捐赠给公益组织，公益组织给你开的发票，是可以给你抵税的。
也就是说你不超出税收的百分之十二，都是可以来捐赠给社会组织，来进行开展服务，同时，社会组织也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公益化营销。并且可以为企业研发产品，包括产品的信息源对接。所以现在的企业做社会责任、公益发展，其实是百利无一害的，只是目前很多企业没这个信息渠道。第二个是国内社会组织和公益组织能有效承接企业服务的水平还比较低，也就是很多企业主，在选择社会在选择公益组织的时候，他们可选择的范围非常少。
第三个就是社会组织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为什么说社会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啊……其实中国也一直讲究毅力并重，就拿古村之友来讲，如果在乡村中保护那么多的古村，如果不有效地把村里的经济提高起来，人民群众会骂我们的。人民群众会说“你们在用我们的苦痛来作为你们热心的消费。消费我们的苦痛，来提高你们的声誉。”这个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李敬东也讲，“不利民何以为人。”就是如果你做的事情，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实际上这种人是一种伪善和假道义。
所以目前国内的公益界，包括社会组织也是大力推动“毅力并举”，推动我们公益组织有自己造血的能力。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在开拓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就有一个相对庞大的一个社群，这就比较有一个大数据一个基础，另外一方面就是古村中还有那么多有价值的藏品，我们都可以帮村民们转化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它本身的属性就是他没有股东，社会企业中没有股东，只有发工资的，其实有点像民办的事业单位。
有的人也在戏称，社会企业相当于民办的事业型单位。我们好像有一个国际惯例是，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用于团队的运营。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整个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作为公益组织、社会企业的衡量标准。这一点我还是满认同的，当然香港的马会的会长，他可能拿到的工资，可能比香港的特所还要高，其实马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是一个免费组织，第三方。但是他要做到良好的盈利，但是不贪污、不分红，这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前面说这么多，实际上是想说，这个公益组织和社会组织本身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存在。同时他还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个生存方式在当下看起来可能会比商业企业做起来更有优势。如果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口要到社会组织中来发展的话，目前国内的公益组织就业人数可能还不超过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十几倍的数量的人群要出现。那我也是特别恳请各位老师和老师的学生们，能有更多的人一起投身到公益组织的发展中来，比如说来我们公益组织就业，来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
其实，群里很多老师都知道，我曾经过去的确是，也是园林的背景，然后在北大于老师那里学了景观生态设计学，出来先后在政府、规划设计咨询方、策划公司、投资公司、到最后的奥雅。说实话，这样的不断的辗转，我一直这么说，其实好像工作、生活一直在变，但我一直是在做公益，我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在做公益。不管通过业余、公开演讲、公益传播。这个公益是我一直没有间断的一件事。
为什么会这么会深度的做这方面事情，一方面的确是有从小出生于乡村，对这种悲剧、对这种社会的悲悯可能会有点强。第二个其实也是于老师教了我们一个相对从弱势群体思考的规划设计的角度，从环境、遗产。我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入到政府，包括后来进入规划设计院，你都很难感觉到有人为弱势群体代言，有人在为规划当中的环境代言，有人在为规划当中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言。
我总是看到尤其是之前在成都是规划局的时候，你总是会看到很多贫民百姓会因为我们的规划对公共利益的妥协。甚至有些设计规划会主动去牺牲公共利益，去迎合行政、权利、资本。我的确看到过有人自焚，我看过这些村民们包括环境本身，的确不能接受这样，自己作为一个规划设计师，在这么一个浪潮下，还有这样一种身份参与到整个社会化的浪潮中，我觉得很难独善其身。
所以我一直在找，找有哪些规划设计的单位，哪些规划设计的企业，可以有这个勇气，有这个独立性去为公众来说话。其实在这个城市化这个行当中，不仅是规划设计，我就从政府到设计院、到投资人、到咨询公司，之后感觉都比较失望。最后我要感谢奥雅，他以一个相对开放的心态，给了我比较多的这样的空间，比如可以做研究、做传播，来做软的东西。这个过程中，尤其我们还组织过公共的传播的平台。
去教老百姓，怎么识别有一个规划设计，在坑他们，在骗他们。这里面我不得不说，我们的规划设计人很多会说，我们没用，我们很无力，政府说了就算，企业有钱就任性。我们很无力。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到有力的，我渐渐的摸索，这里面是需要公共参与的。公共的参与，人民群众的声音可以成为我们理想实现的基石，让人民群众的呼声、人民群众的投票，来成为规划设计的方针、方案。要主动叫人民群众去识别规划，让人民群众参与到设计规划中来。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理想就不仅被权力和资本所强暴了。
所以呢，我从2010年就开始在民间，教公众怎么去识别规划，同时也通过论战的形式，和传统的倒逼这些所谓的设计规划的大咖们，从自己的专业领域，走进社会领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大家都是很牛气的，但是你不把逼的思想，告诉给人民群众，没有人把我们规划设计理想落地的，梁思成也同样如此，梁思成也无法的权利面前，扛的起腰板，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满坚定的，后来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第三方组织的参与一定是一个深刻的改良。
在过去有几年，我的确是和我们，当然更多发生冲突的是在城市规划这个领域，和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所承担公益角色更重，因为他在平衡各方利益，城市中各个角色的利益。不得不说他把自己这个圈子画的太牢，反倒景观生态的话语权是比较弱小的，所以我就跟他们打了不少架。他们的胸怀也很小，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来打压和封杀我们，但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价值，并且对我们没有形成太多的影响。
反倒形成了战斗中，当中越挫越勇的一种士气。我觉得这种士气，再跟他们不断地打架的过程中，也还满锻炼队伍的。还有一件事情，我感觉过去培养了一批“太监”的规划师。“太监”的规划师在一个专治的、集权的体制中总有一个叫“太监”的。如果历史上看，这个角色是必定存在的专治和“太监”是一个伴生的关系。就是“太监”才能在专制体制中活得更好，那我们过去那些规划师如鱼得水的话，那不得不说那绝对是一批“太监”规划师。
怎么说呢，我觉得和这批“太监”性规划师，相对人格不健全的规划师打交道，让我觉得没多大意思。去年我们就参与到和破坏古村落的政府打架，也不是打架，我觉得是代表民众声音的一种抒发，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效，也充分说明了不跟规划设计师打架还有有用的，反则跟真正破坏的打架是成绩比较有成效的。所以昨天古村之友还刚刚成立了一支古村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基金。这个公益诉讼基金的任务就是专门来和这些破坏古村和破坏环境的人来打官司，形成法律诉讼。那我觉得这也是民间共同推动文保和环保公益组织的一个新的利器。给了我们去起诉破坏方的权利，这就很有意思了，比我们用口呼吁更有效率，就是我们实实在在跟他们干几场。
我觉得这个公益基金和我们现在开展的几个公益诉讼的案子，就显得非常有意思。目前我们也联合上了一些有心有力来做公益诉讼的律师团队，包括资金。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量征集这样的案例，可以全面的发力来做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我说规划设计师定本应该更有关注公益和公共使命的责任的，有人说我们是智囊，和权力走的最近，和决定者这个方向，在平衡社会正义的时候，实际上，规划设计师最应该有公益精神，最起码有公益心的这样一群人。后来我在年进入公益圈，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公益圈里几乎是没有规划设计师的。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最应该去关注公益的一伙人他们反而都不去，倒是一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一伙人，甚至一帮大妈，跳广场舞的一帮大妈都可能比规划设计师更有公益精神。他们都不去关注公众的话题，反倒规划设计师在那里说“哎呀，你们做不了这个，我们领导这样说的……”怎么怎么样的。还总是会说“今天我又和某个领导喝酒了，领导又跟我说了什么。”这绝对是一副太监的嘴脸呐。然后真正应该去关注公共领域的事，几乎没有人去讲。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规划设计师怎么这么没有公益精神，当然那是在10年和11年的时候。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就主动建立起了规划师和公益圈之间的这个桥梁。其实公益人他有关心城市和环境的夙愿，但他没有专业能力，就是他通常不知道该打哪个时候的规划，就是该打控规，该打总规，还是去打谁，他们找不到点子，找不到入口。同时，规划设计师总是高高在上的，不愿意去接近这帮公益人，总觉得公益人找事。有人给规划师提意见，本来他应该是听公众意见的，反而感觉如临大敌。
所以后来我就教这帮公众和公益人士怎么去找规划设计的漏洞，怎么去和规划设计圈形成对话。比如我们会告诉公众说“这个规划，你看，哪个地方它的楼疏是在骗你的，规划设计里的指标在骗你，比如哪个地方没有给你留出绿色生活的场地，哪些在破坏你的环境”等等这样子的让环境公益人和公众能够了解规划，了解设计，让他们的声音能够发的出来，所以我就架起了公益圈和规划设计疏通的一个桥梁。
这种方式也推动了一些很好的规划设计的案例的出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再次感谢奥雅在这个过程中给的很多尝试，比如说由规划设计方和公益组织连同做规划。其实以前的规划设计方，就是太监的人格，就是傲娇，他不愿意去接受不一样的声音，也不愿意去走进公众，我是感觉我很有幸过去当中做了一些把他连接起来的工作。
下面我来讲古村之友，为什么要做古村之友。因为在做古村之友之前，我自己做了规划设计圈和公益组织间连接的工作，去年的7月份，参与到了湄洲围笼屋的保护，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就是古村落的保护可能比环境更重要一些，因为这个东西一旦被破坏之后，就很难回来，当时你就看到这种错误的规划和错误的行政决定势如破竹地破坏古村落，我们就没有坐视不管，没有旁观，当时在奥雅的时候，我是负责新媒体，自己手里的微信力量也比较大，就把湄洲围笼屋也打了一场，还是蛮有效果。
他们的市委书记已经被抓了，当时警察冲进奥雅把我也带走了，并且当地的志愿者团队也受到了很大的风险，尽管后来我们因为市委书记被抓，这个规划被废掉，我们算是成功保存下来了这批古村落，当然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不管是湄洲人们的表扬，还是公益界对我们的表彰，都是蛮鼓舞我们的。
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到一种很大的无奈，无奈如果湄洲的围笼屋不是由我们的激励接上去，是不是真的这90%的围笼屋就被拆了。如果当地的志愿者没把事情说出来，我们外面的人没听到，围笼屋是不是也被拆了。如果市委书记没有被拿下，我们是不是蹲在大牢里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的后怕，一方面为个人安危后怕，另一方面是为古村落后怕。所以当时我在想我们这支队伍一定要做大，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安危，还是对古村落的保护，这支队伍一定要做大。
我当时就想，必须给每个县里都建立一支团队，让他像一双眼睛一样，一双双眼睛盯在自己家门口，盯在自己所在地区的古村落，让他们可以把世界知晓，同时报告给全国总部团队，全国总部团队采取措施，当地的团队就不必自己去对抗，他们就少了很多危险，全国的团队有足够的资源去找到律师和资金，来帮助他完成工作。实际上我们通过平台性的建设，来连接我们内外。特别是在社会需要组织的时候，组织出现了。组织又需要同志的时候，同志们也特别想靠近组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志愿者加入组织后是特别感动的，他是觉得我一个人这么多年这么苦，没有同伴，这么多年一个人想做点什么事都做不成，终于能找到组织，组织能帮我很多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成立的公益诉讼基金，也就是你要打官司，我们给钱给律师帮你打，只要你干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当然古村之友我们本身可以不出面，我们后面有律师团来完成这件事。
自从湄洲围笼屋的事情以后，那时候是去年的11月，我们就在网络上发起了一次“全国古村落的志愿者我们团聚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号召。很快，全国的古村落志愿者就来了两千多人，一方面基于当时我们的媒体通道比较大，另外一方面也基于我们曾经打过的几场战役，亮剑的几次精神，让民间的伙伴们看到了希望，他也觉得这一群人是值得信赖的，所以他们就纷纷团聚到了古村之友的身边。
古村之友团聚完之后，我就在过去的大半年之中不断地在各地展开演讲，在各地区和牵头人见面，筹建他们的组织，寻找各地区的核心班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古村之友在全国30多个省，直辖市大概有1000的县里有我们的团队，有四五万人的志愿者在县下，目前的积极性都还是非常高的。各地都有很大一批这样的人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有了组织之后，组织也给他们一些好处，我们给他们发钱，给他们激励。
自此，古村之友就算是起航了，我们把全国的这几千人为基础的志愿者，把全国曾经做古村保护跟活化的这些小的机构团聚起来，有点像同盟军的意思。大家都愿意团聚在这个旗子下面，我们一起来前进，比他们小、散的力量，有价值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行动所开拓出来的局面。这支队伍到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壮大到四五万人了，并且各个地区都在法定化注册。
到现在这个局面，全国各地的古村之友自组织形态已经出来了，所谓自组织形态就是他们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热情，和自我组织已经很浓烈了。像我们开启了这次古村大会之后，全国大概有五六个省的古村之友筹钱，筹人，筹领导，筹媒体来自发的把古村大会的新闻发布会搬到他们各地去，也就是说他们都特别珍爱古村大会所带来的意义。
并且每个地区他们都自发建立起来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目前还在蓬勃地建设，微信公众号本身就是他们的一个出口，比如说，像芦荟老师讲的，陕西还搞了多次活动，有很多地区，地级市都有自己微信公众号和传播平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建立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原因，实际上微信公众号本身是一个入口，这个入口和传播渠道在当地会成为一个很强的联络处。
实际上现在让古村保护传递下去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据我们的调查统计，全国大概有10万座以上的古村，但是目前住建部所提出来的才3046个，也就是说，还有很大一批古村现在的处境是非常危险，每天还在人为的或自然的凋敝这样的处境。为什么我会说全中国会有13万古村或者十几万古村的需要呢?这个我今天就不能多讲，因为会非常长。
但是古村是下一步中国乡村复兴，经济复兴和乡村减贫脱贫的一个很重要的入口。它应该是乡村经济的桥头堡，乡村经济的入口。所以说古村里头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产业体系，比如说古村客栈，古村酒业，古村旅游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广泛存在的。所以目前，总体上来讲，不是古村没有价值，而是我们过去整个城镇化的逻辑当中，没有把乡村发展的道路铺通，导致在当地这么珍贵的东西都无法传播出来。
城市因为离乡村太远，也难以为继。乡村因为它的好东西到不了城市，乡村不断的出现贫困和社会矛盾。这个时候，古村之友，我们因为保护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网络，恰好成为了国内唯一的一个全面渗透到乡村基层的输血系统，可能除了我们国家的行政体系以外，古村之友深入基层的覆盖度应该是做的最好的。
古村之友目前比行政线有效的原因，志愿者的组织成本比行政要低很多，比如说很多志愿者都是免费为群众服务的，作为新乡村的代表，他们有自发的属性的。其实行政这条线下去，全国到省，省到市，市到县，它总体上成本会很高，还会出现层层盘剥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很有可能成为解决乡村问题的一个网络。
所以不管是从保护端还是大家团结起来，各地的古村之友去正兴乡村，把输血通道打通，归根结底，我们离不开当地的人，当地的网络。所以，我们的核心就是建立各地的志愿者网络，通过把他们的自主自换能力，把他们的责任意识，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让他们去关心自己的家乡。
这个区域版图是过去的，现在的区域比这个多了，而且牵头人也分的更细了，所以我们到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牵头人，每个地区，很多市都有自己的牵头人。当大家团聚起来之后，我们还是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发起了中众筹，帮各个地区古村里头的困难，帮他筹钱，帮他买东西，帮他保护，帮他培养创课，帮古村免费传播。这些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在连接资源，他扮演了一个像
城市人有能力，有权势的这些人要资源，要来之后，我们通过古村之友的网络直接导入到乡村，给乡村造血，我们目前大体上都是用这种办法，我们通过一个大型的社群平台和人数当量去感染资本方，感染这些有资源的人让他们把资源通过古村之友这个网络渗透到乡村去，目前不断的连接资源方，感染他们的爱心，通过这个方式网际到乡村。
我觉得建筑与园林都半不拉噶的，各场一半肯定也不行。因为建筑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经过这个体系的训练，你半不拉噶的来个一年两年是解决不了这个体系的问题，所以不是各掺一半。首先要有一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再进行提高、丰富的问题。园林学是嫁接于多学科之上的一个学科，所以它是可以在研究生甚至更高层次上解决的，不是说非得在自己本身创造出什么的学科。所以说研究生阶段学园林是可行的。你像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这些学校其实都没有本科，就是研究生阶段去读的。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尝试，一个理解，不一定对，大家可以讨论。
再说明一下，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行业可以多发展研究生教育，你可以从不同的本科背景中间挑选优秀的人员，爱这个行业的人来学习风景园林，而不是自己培养本科学生。当然本科学生也可以培养，但是这个量现在看起来有点过大。而且我们的基础教育本身就很不完善，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培养高级人才是有困难的，所以说多接受建筑，规划，甚至包括生态环保各方面的学生来进入到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对我们这个行业会有更好的发展。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李建伟：有没有各种被利用的可能性?
傅凡：我想问问古村之友现在收支能平衡吗？感觉做了很多的工作。
杨锐：安徽宏村情况如何？
李宝章：现在觉得安全点了吗？
傅凡：目前有什么样的资金来源支撑这么多工作？
汤敏：我先回答下李建伟老师的问题，这个的确是我们需要谨慎的。我目前避免不被利用的方法，就是围绕在古村这一专业领域，我们相对是有判断力的。第二，我们尽量在大问题上是集体的决议，古村之友渐渐有一支相对突出的顾问团队。第三，古村之友所拿的国内多个大奖给了我们很好的品牌保障，也让我们自己的底气去向这类人说NO。
李景奇：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企业与个人都去专门做公益，至少一年做一两个公益项目，或者参加公益组织。
王志芳：汤一开始就说了，不完全是公益，他说得更多的是社会企业，NGO。
刘晖：我在印度，参观一个阿加汗发现网资助的新德里贫民窟改造项目，非常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妇女问题，医疗教育问题，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设计关系，long term，有机会与你交流，值得借鉴！
杨锐：是乡贤吗？
刘晖：印度贫民窟没有乡贤，有宗教领袖。
傅凡：现在乡贤不多。
李景奇：乡贤……就是过去农村的文化基因传承群体。
傅凡：可能需要外贤。
杨忠全：缺少发现乡贤的伯乐。
汤敏：我回到下傅老师的问题。公益是一个整合社会闲散热心做事情的方法，就好比uber的方法，所以总体上来说组织成本是低的。第二个，我们的互联网手段是用得不错的，互联网里做工作是低成本的，但是它的影响面却非常宽广。第三，古村之友的社会认同度还是比较高，目前获得了公益界里几乎所有的第一名，所以奖金也差不多够我们些。第四，古村之友在社会化营销和互联网众筹方面，因为人群基数大，所以互联网筹钱也是不错的。第五，古村之友的确是中国第一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了，所以很多企业也在想和我们取得合作。总体上来说，社会组织的生存渠道还是很宽阔的，尤其有影响力的组织。况且我们自身也可以做一些公益项目，也是可以被采购的。
李景奇：也就是……被称为的“土豪乡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
李景奇：确实如此，是非政府组织。
王志芳：中国之前的大多公益基金都是大佬们弄的，古村之友能够自己利用互联网实现大佬们实现的东西，非常不容易。
傅凡：众筹真是好东西。
汤敏：宝章总，现在安全些了，因为组织大了后，就不需要直接出面做很多有风险的事情了，并且有很多荣誉背书之后，就有了很多安全保障。还有就是正在推动些与党的合作，尤其是与北京方面的合作，在地方上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刘晖：怎么让年轻人，特别是有知识受过教育的人回到乡村？
王志芳： 有和城里差不多的生活，有钱赚是前提啊。
汤敏：志芳师姐，大佬们的公益通常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有钱之后会比较选择用钱的方式来更容易作出绩效。而愿意通过组织的方式做公益，这个的确是草根精神才能实现的。
王志芳：是的，所以说你更不容易，更有能力啊。
汤敏：刘晖老师，我们的创客基地就是孵化年轻人返乡的，只要他有想法，就帮他找钱、找老师、找基地、找销路，帮助成功。
傅凡：前几天听叶云老师讲了内生模式，觉得不错，李景奇老师有了解吗？
傅凡：手工艺这块保存的多吗？有没有抢救一下？
汤敏：有的，不过目前都做得不深入。
傅凡：蒋好书怎么听着耳熟呢？
王志芳：这么牛的人物你只耳熟。
傅凡：参加了几届民大的答辩，他们挖掘了好多少数民族工艺，有的很好就是因为不挣钱没人学就完了。
李景奇： 叶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这方面的内容。在武汉郊野也做了一些乡村旅游与古村落保护的实力。内生就是由外力支撑发展变为内在发展动力，由输血模式变为造血模式。
汤敏：她是文化部翻译处的处长。
傅凡：听了还是很受启发。
傅凡：哦，她是业余参与活动？
王志芳：清华有个博士开了个公司，做传统工艺保护以及推广， 她的组织也很庞大的，一个女的兼职玩得，佩服。
段建强：是转转会么？
刘晖：微信经常关注一个“转转会”，一个建筑学博士做的，非常投入和支持保护手工艺。
王志芳：不是我们专业的。
傅凡：每次去民大之后都很难受，那么多好的传统就一点一点消亡了，而且有的东西炒高了反而造成更大的破坏。像马尾绣，最早收藏的是法国人，后来价格上来都去买，把衣服上的领口袖口有绣工的丝下来卖，整个服饰都找不到完整的了。
王志芳：这个都是这样。宋军在内蒙养了一个皮画专家，让年轻人跟着学，给他们发工资跟着学，都没有多少人感兴趣。
汤敏：这是古村之友相对理论一些的指导成果，老师们有时间不吝指导下，古村之友也在推动一个古村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也在推动国家出版基金的落地，届时还需要各位老师多多支持，古村这个话题，风景园林是天然的亲缘，从官方的角度也在推动乡村文化保护。
傅凡：我要问宋君是谁你又该笑了？
王志芳：阿拉善联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联盟基地所在的月亮湖就是他尝试在环保中开发的度假酒店。
汤敏：特别期望优秀的专业人才进入第三方组织就业，公益组织最大的瓶颈就是人才，古村之友目前的待遇的确不比企业差，这也是古村之友的心愿，一定要让公益人可以体面有品质的实现义利并重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风景园林这个行当可以由诸位知名企业家联合发起一支公益基金，来支持行业内的公益建设和青年发展。室内设计行业已经发起了这样一支基金，很有意义。
刘晖：我们就是培养人的，要生活，还要有热爱和责任。
李宝章：我们还需要敢跟人打架的学生！
刘晖：谁来开课？
段建强：是的，室内设计行业协会已经开始落地做具体的事。风景园林也可以发起成立基金会，鼓励业内青年投身公益和社会实践。
李宝章：现在只有汤敏老师可以！
刘晖：可以从学生社会实践做起。
余洋：你们有接触过学校的学生社团吗？从了解和认识层面接触。
刘晖：招人和社会实践都可以开展。陕西联系谁？困了就以后再说！
傅凡：也可以算，能把自己拆光了古建的村子弄进传统村落名录。
刘晖：袁家村商业运营模式，很旺。不知还有没有真正的乡村生活。
傅凡：没有去过，贵院的副院长对这个村子很推崇。说管理都是乡土气息的。
汤敏：这就是那批室内设计大咖发起的公益基金。
汤敏：是的，学生这端我们的确是让他们垫后在跟进，因为社会上这群中产阶级的公民意识觉醒会快些，也容易有力量做出成果。目前学生力量主要在宣传端，未来要推动到学生，因为他们出来五年左右就会非常有力量了，在学校中先播下种子。
傅凡：可以和学校结合，他们有公益劳动的学分。
余洋：今晚专业之外的收获，公益也可以是一个职业，充满正义感和幸福感的职业。向以此为职业的人致敬。
汤敏：还有环境污染、古村和文物保护、古树保护，都可以告诉我们，目前法律、资金和团队都问题不大，必须要让那些肆无忌惮的破坏份子感受到压力和监督。
郭明友：中国是农业大国，乡贤这一人群类型，曾经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是整个社会和谐秩序的压舱石，但是自从上世纪中叶起，这个人群及其精神，被有计划地几场运动铲草除根了。因此，今天人们讲的新乡贤，更多的还是从有意愿出资捐助公益的角度来定义的。真正意义上的乡贤，有似于贵族，不惟有钱，能够且愿捐善款，更是一种精神，是地方文化与道德的代表与标竿。因此，重树真正意义上的乡贤精神，清洗暴富国人身心上的土豪之气，比成功游说几个捐款人更加重要，但是人性自古从善如登而从恶如崩，这是一个任重道远艰难历程，且短期未必与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合拍同致。古村之友启动了这一巨型工程。再次鼓掌!
汤敏：重视真正意义上的乡贤精神，清洗暴富国人身心上的土豪之气，比成功游说几个捐款人更加重要，但是人性自古从善如登而从恶如崩，这是一个任重道远艰难历程，且短期未必与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合拍同致。
汤敏：说得太好了，不过古村之友不涉及意识形态，只在专业领域里做好自己的第三方，还是可以有效规避点政治风险，还有就是和权力保持良好的沟通，找到背书也是必要。
郭明友：是的，这里的分寸必须捏得准。
汤敏：这个空间要一点一点试，不过历史的潮流是要让权力让度出社会空间，现在他们基本不太敢开倒车。但不过也不排除会遇到犯浑的，既然做上了这个，也就得为理想担些风险，曼德拉还坐了20+年牢呢，的确有所心理准备。
何捷：愿意贡献一份力量。
【整理志愿者】：徐铭宏，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园林技术专业。
李洪庆，山东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
【校对志愿者】：韩笑，就读于南京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