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巴县藏族传统聚落空间形态构成

Space Composition of Traditional Tibetan Settlements Space in Danba

郦大方 杜凡丁 李林梅

LI Da-fang DU Fan-ding LI Lin-mei

摘要：四川丹巴地区是嘉绒藏族的主要聚居区域。本文以丹巴聚落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调查和相关资料考证为基础，结合建筑学、风景园林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探讨当地聚落的空间结构：以墨尔多神山为信仰中心，在各村寨的神山下建立起神山-公共节庆场地-村寨-农田-河流的空间模式，村寨内部则分为土司官寨的中心式聚落和普通村寨的非中心式聚落两种形态，并分析自然条件、族群历史、社会组织对其影响。

关键词：风景园林；文化景观；乡村景观；人居环境；传统聚落

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TD2011-28）和（YX2010-7）资助

Abstract: Danba, Sichuan is a major inhabited region of JiaRong Tibetan. Based on field survey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this paper takes Danba settlements as research object and appl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ults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nthropology to explor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local settlements. Taking the Mt. Mo-Erduo as a religious center, a space model of holymountain-public festival venue-village-farmland-river is established in holymountains of each village. The village’s internal space model is divided into two forms: the chieftain village’s centralized settlement and ordinary village’s non-centralized settlement. Impacts on the space settlements by natural conditions, community histo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analyzed.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ultural Landscape; Rural Landscape; Human Settlement; Traditional Settlement

Fund: Sponsor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Central Universities(NO.TD2011-28) and (YX2010-7)

1 四川藏族聚落所处环境概述

西南地区地处华夏族群的边缘，这里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和较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构建了一个个相对较小的封闭和安全的生存空间。居于此地的不同族群拥有各自独特的社会结构、家庭组织方式、宗教信仰、生产和生活方式，即使是同一族群的成员之间亦有自身独特性。其聚居的村寨和宅院也各具特色。四川处于西南地区中部，横断山脉南北向贯穿全省，成为重要的民族迁徙的走廊。藏族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主要由安多和康巴两个民系构成（图01）。

2 丹巴历史与社会组织概况

2.1 丹巴县历史文化概况

丹巴县位于四川省中部地区，隶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处于青藏高原东南，邛崃山脉西坡。它是甘孜州的东大门，东、东北与阿坝州小金县、金川县相邻，南和东南与康定县接壤，西连道孚县。县域面积5 649km2。

据县志，战国时期，县境属于蜀国辖区边缘。汉属西羌，隋朝定为嘉良夷。唐羁縻金川州，随后被吐蕃侵占。明代县域一部（今中路、梭坡、格宗、章谷、水子、东谷）化为西安行都指挥使管辖，另一部（大小金川和革什扎河流域）属于金川寺演化禅师控制，永乐年间，牦牛河和大渡河一带划归长河西、渔通、宁远宣慰司。清康熙时期，明正土司所属的鲁密章谷17土百户划归河西、渔通、宁远宣慰司，革什扎河流域划归丹东革什扎安抚司管辖，巴底、巴旺和聂呷归巴旺安抚司管辖，其后设巴底宣慰司管辖巴底，形成三大土司管辖的格局。乾隆41年，大小金川战役之后，改土设屯，在白呷山下设章谷屯。同治年间，鲁密章谷、革什扎、巴底、巴旺土司辖区被划归章谷屯管辖，基本形成今天县域范围。1911年丹巴设县，取三大土司音译汉文首字做县名（图02）。

与不同势力管辖的局面对应，丹巴藏语呈现复杂的面貌，形成“一条沟一口话“的局面。按照语系可以分为4个土语群：嘉绒语、康巴语、安多语、尔龚语。各个语群之间互不相通，这进一步加剧了沟与沟之间的差距。

除了藏族外，丹巴居民还有汉族、羌族等其他族群，他们有的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族群，有的还保留了原有的组织、信仰，例如太平桥乡一带有不少金川战役后迁来驻屯的羌族村寨，在家中供奉祖先，与本地藏族家庭不同。

2.2 丹巴县传统乡村社会组织

民主改革前，丹巴各村寨均属上述三大土司管辖，清末改土归流后明正土司下辖的中路、梭坡等十七土百户折置为二十四村，因改制不彻底，俗称二十四土千户。各村寨设置寨首。

丹巴地区村寨社会组织方式不尽相同。丹巴格什扎语流行的地区村寨保留了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结成的组织：斯基巴和日瓦。[1] 斯基巴是父系血亲为主的家族，家族成员三代以内禁止通婚，他们分散于各自然村，每逢婚丧嫁娶、建房等重大活动时，斯基巴成员集体参与，协助主人完成相关活动。日瓦“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协助性的集团组织。”[1]它由同一自然村中相邻的住家组成。日瓦成员共同承担劳务，补充斯基巴无法解决的问题。分家以后的小家庭在距离原系日瓦较远的地方建宅后，在承担偿还原系日瓦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可以加入附近新的日瓦。我们在莫洛的调查中，发现类似日瓦的社会组织形式：“隆尼隆统”。隆尼隆统指最亲近的人。当地人认为房子之间有亲缘关系，若干相邻的有亲缘的房子组成一个隆尼隆统，该房子的主人是这个隆尼隆统的一员，在盖房、婚丧嫁娶、劳作中相互帮助。当地历史上不太讲究血缘关系，比较重视房缘关系。被访谈者说丹巴县梭坡和中路非常讲究房缘关系，边耳、丹东一带更讲究家族关系。隆尼隆统是一种地缘性组织。较为特殊的是，新迁入某一房子的家庭会成为该房原来属于的隆尼隆统的成员，承担相应的责任，享受相应的权利。类似的现象王铭珂在研究羌族时也有发现，住进某一房子的外来家庭，会祭祀原房的家神，当他获得祭祀村寨共同山神时，意味着他获得了村民的认可，可以获得村民的帮助、分享村寨共同的草场等资源，同时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住宅在当地人眼中不仅仅是一个物，而是与整个村寨中的人和其他生灵一样拥有灵性，彼此之间形成密切的关联。房被赋予了人格，当地家庭没有姓氏，但有房名，居住与此的家庭以房名为姓。嫁出去的女儿、入赘出去的儿子或分家的子女不再拥有这个房名。家庭与家庭的关系因所处的房的关系而变得复杂。中路地区类似的地缘组织“切着”规模较小，通常仅有两户。

这类地缘组织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向没有宗族组织的藏族家庭提供了帮助，同时也划定了不同组群之间的边界和对自然资源的占有。

3 丹巴县自然地理环境

丹巴县处于川西高山峡谷之中，属于岷山和邛崃山山区。山脉多呈南北走向，西、北高，东、南低，海拔1700-5521m，高差达4120m。区内高山对峙，峡谷深邃，地貌上处于盆地向高原过渡，包括极高山、高山和中高山，整体属于高山峡谷地貌。区内革什扎河、东谷河、小金川、大金川汇集于县城东部形成大渡河。

丹巴气候属于高原型季风气候，带谱齐全，以河谷北亚热带为主，随着海拔升高过渡到半山、山顶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差异较大。

4 丹巴藏族聚落分布与选址

丹巴藏族聚落沿着河流分布在5条峡谷两侧，从河谷一直蔓延到山腰。根据其分布位置，有学者将聚落分成山麓河谷型、山腰缓坡型和山间台地型（或类似名称）[2-4]，这样的分类方式基本反映了今天的村寨分布的情况。

石硕等学者在研究丹巴碉楼分布时分析，丹巴耕地主要分布在1700-3600m之间，其中在2200-2600m属于两年三熟区，是丹巴藏族传统的农作区域。丹巴古碉分布在在海拔1900-2900m之间，在2300-2700m之间数量较多，与当地耕地的两年三熟区基本重合。[5]（图03）丹巴碉楼在乾隆平定金川之后基本不再建造，因此碉楼所在村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述到清中期。同时丹巴目前考古发现的石棺葬①、“东女国”遗址②等重要遗迹也基本位于这一海拔高度。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断这一高度的缓坡台地是当地传统聚落主要分布范围，这里距离河床500-600m之间，不受洪水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石棺葬的主人、碉楼建造者与今天定居于此地的居民是否是一脉相承学界尚无定论，上述分析只是说明不同时代的聚落选址范围。

随着唐代吐蕃扩张到本地，从象雄等地驻屯的吐蕃人与本地原住民逐步融合，在其后历史发展中与不断迁移而来的人群融合，形成今天丹巴主要的居民。在迁徙融合过程中，新来的居民带着自己原有的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与本地的环境适应。今天丹巴以农耕为主，海拔较高的地区实行游牧。即使在以农耕为主的中路、梭坡等地区，一些村寨中过去还保留了游牧生活的痕迹：海拔较高的地方牧马，祭祀神山后在公共节庆场地举行赛马、跳锅庄等活动。1998年以后实施退耕还林后，海拔较高的地方封山育林，没有适合放牧的场地，同时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马逐渐退出了日常生产、生活。另一方面游牧对外界依赖较小，促成“大分散、小聚居”的聚落方式，形成一个个较为独立的小部落，即使逐步转变到农耕化的生产，也依然保留了部落的组织方式。

随着社会安定，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人口数量增长，村寨规模扩大，宅院、农田开始出现在传统没有分布的区域之中，例如宅院出现在离河岸较近的区域，农田分布出现在海拔较高的区域。

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的发展、对外交流需求的增加、交通方式的改变，使得过去布置在海拔较高区域的村寨向下搬迁，靠近河谷地区。今天的丹巴的交通以沿着峡谷中的5条河流的公路作为主动脉，若干次一级的乡道从公路沿着山体向上延伸连接各村寨。历史上渡河较为困难③，类似中路和梭坡这样分布在山两侧的聚落是通过翻越高山的道路相互联系的。一些寨子沿着道路向上延伸，布置在远离今天村寨、海拔较高的山坡之上。由于各种原因，今天一些村寨向下靠近公路布置，在山林之中可以找到废弃的碉楼和宅院的遗迹。

4.1 丹巴藏族聚落空间形态

4.1.1 神山护佑的聚落

西南许多山地少数民族会尊奉某些山为神山，将村寨周边的林地的一部分视为神林，对它们进行祭祀。这些神山、神林不仅为生存提供生态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在村民与自然和不可预知的命运抗争中建立起一道重要的精神屏障。在他们心目中，山神是真实的存在，神山是人、神交流的场所。亚历克斯·迈克尔（Axel Michaels）提出“喜玛拉雅景观的神圣性”：“……正是向下决定了向上作为完全不同的世界：向上是神的领域，第一位王常常来自上方，上是祖先居住之地；上是纯洁的世界：位居上方，无论是谁都拥有至高的权威；在某种对山的想象中，上是健康和纯净的，不是社会混合体或日常生活，上是拯救。拯救来自高处，这种从上至下的垂直性可能具有普遍性。”[6]伊里亚德在对圣地进行研究中提出“神圣空间的非均匀性，是由于神圣在世俗领域中的‘爆发’……神圣爆发的场所因而被视为世界轴心（axismundi），成为‘天堂、人间与地狱的汇合点’，在其中所有的杂质和污秽都完全被净化了。它是一个支柱或梯子，引导凡人升到神界。”[6]

丹巴所属的嘉绒藏区尊奉墨尔多神山，神山位于丹巴腹地，大小金川之间，被认为是“苯教的根本道场和伏藏地，佛教的圣地，嘉绒文化的核心和发祥地”[7]，是藏区四大神山之一。丹巴中路地区处于朝向西面的山腰缓坡地带，与墨尔多神山隔着小金川相对。整个中路地区几乎都可以看见神山，金字塔形的神山山顶在是中路的视觉焦点（图04-05）。同时神山所具有的宗教的神圣性，使得它既是这一地区的空间控制点，也是精神信仰的中心。除了尊奉墨尔多这座区域神山，丹巴地区的藏族村寨都有自己的神山。中路地区的缓坡之上克格依、罕额依、基卡伊、呷仁依、波色龙等几个村寨比邻而居，这些村寨背依的拉让、波让、博热和小金川对面的则龙山被各村寨视作自己的神山，形成面对墨尔多神山的、彼此相连的神山群。藏族有转神山的传统，认为转神山会带来巨大的福报。同时在特殊的节日对神山进行祭祀，祈求山神的护佑。每年4月15日中路村民开始祭祀神山的活动，这一天的祭祀最为隆重。可能由于这里的村寨彼此相邻，村寨中的居民许多互为亲戚，并且神山连成一体，村民并不仅仅只登上自己的神山进行祭祀，而是沿着顺时针方向祭祀拉让、波让和博热神山，最终集中于山坳较为平缓的被称为“热核里”的公共节庆场地上，举行聚会、赛马、喝茶、跳锅庄等活动。几乎每个村寨在神山之下都有自己的公共节庆场地，周边坡地是过去放牧的场地，再向下是农田和宅院聚集区（图06）。在5月15日中路地区居民按照顺时针方向祭祀第二座神山，依次在其他几个特殊时间，祭祀余下几座神山。神山之间的关系和神山体系，是所属区域人的关系的反映。对村寨神山进行祭祀，是为了求得山神对村寨的保护。全村寨聚集起来进行祭祀，对内加强了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对各自神山的祭祀成为区分不同村寨成员的方式，获得祭祀神山的权利意味着成为了该群体的成员。调研中对中路汉族村民进行访谈，生活于此地几代，他们的信仰与生活习俗与本地藏族相同，在特定的节日里祭祀神山，放弃了供奉祖宗牌位等汉族传统活动。

4.1.2 宅院聚集区空间形态与结构

4.1.2.1 宅院聚集区空间形态

宅院聚集区的形态是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关注的重点之一，通过对形态的解读可以发现聚落的自然地理环境、聚落社会组织方式、家庭、宗教、民俗等对它的影响。“在传统聚落当中，聚落空间构成的图解被形象化。每个民族、部族都拥有各自固有的空间概念，聚落景观如何诠释了它所处的自然环境，聚落的设计者如何巧妙地利用空间概念去构筑社会环境等，对于所有这些解读的深度和设计者的构思都记述在地表的平面图上。”[8]

丹巴地区的宅院聚集区形态可以分为团块、线形、散点和混合四种形态。团块形态多处于较为平坦的区域，宅院集中布置。线形形态多处于地势较陡的坡地之上，宅院垂直于等高线布置。或沿着河流一侧布置。散点形态多处于地形条件复杂，或者村寨边缘。混合形态多出现在规模较大或地形复杂的村寨，随着村寨规模扩大，新建宅院扩展到传统聚集区以外区域，较平缓区域呈现团块式，顺应地形向外呈线形扩展，再外侧呈散点布局。

4.1.2.2 宅院聚集区空间结构

空间形态是空间构成要素展现出的形式，而结构则是这些要素的构成方式。相同的形态可能有不同的结构。宅院聚集区的空间结构呈现非中心式和中心式两种模式。前者是大多数村寨的空间结构，后者则是官寨附属村寨的空间结构。

（1）非中心式的空间结构

以丹巴中路为例（图07-08），村寨分布在大金川两岸山坡之上，南面山体山腰较缓，大量的村寨聚集于此。这一侧的山脊呈西北—东南走向，从主山脊分出的次山脊形成一条冲沟和一块较平缓的缓坡，当地称之为“荡”。山脊上高出的山峰成为这一侧几个村寨的神山，冲沟较陡，形成山涧。较为平缓的“荡”成为中路村寨主要的分布区域。集中了基卡伊、呷仁依、克格依、罕额依、波色龙等村寨。这片缓坡将次山脊的走势向下延伸，形成地势起伏，凸凹相间的地形。凹地和更为平缓的坡地用于农田，或将部分坡地修整成若干台地、梯田用于农耕。宅院大都分布在凸起部分的坡顶，呈三种分布形态：垂直于等高线自上而下布置，沿着等高线布置和团块式分布。以罕额依为例，村寨分布在最北侧的一个凸起坡地之上，其北侧是大的冲沟，成为中路南面山坡村寨分布的天然边界。村寨整体呈倒着摆放的“大”字格局，主体部分呈倒着摆放的“人”字，垂直等高线顺着山坡自上而下形成东西方向走势，“一”形部分顺着等高线布置，形成南北走势。与1930年代的照片比较，当时的宅院数量较少，宅院大都顺着山坡垂直等高线布置，顺着等高线布置的较少。结合与当地居民的访谈，可以发现大部分沿着等高线布置的宅院是民主改革以来随着人口增加而逐步出现的，当地传统宅院采取垂直等高线布置，以节约适于耕作的土地。

本地居民信奉藏传佛教宁玛派、格鲁派和苯教，宁玛派的萨拉科寺位于宅院聚集区北部冲沟边缘，苯教雍忠扎干林寺位于冲沟北侧山坡之上，远离宅院聚集区，格鲁派里然龙寺位于山下，寺院均处于村寨边缘或外围，避免村寨生活对寺院造成过多干扰。村寨并不以寺院为中心，朝向寺院布置（图09）。

中路地区村寨中设有经堂碉，在此次丹巴地区调查中，仅在中路发现了保存的经堂碉。经堂碉是丹巴现存的碉楼的一种类型，平面面积大于普通碉楼，高度和墙体厚度低于普通碉楼。一二层设有供奉佛像的和僧人念经的房间，二层悬挑出回廊，供村民转经。经堂墙壁上绘制宗教主题的壁画。丹巴的经堂碉通常不属于寺院，由村民共同建造，是村寨中公共宗教活动的场所，平时由道师④看守。4个行政村有经堂碉7座，每个自然村（过去的寨子）有1个。目前遗留5处，其中萨拉卡经堂碉因在其中发现保存较好的明代壁画较为出名。萨拉卡经堂碉位于北侧罕额依村端头台地边缘，背后是宁玛派寺院；其他几处经堂碉位置如图（图09），多呷拉空、共巴拉空、基卡拉空都位于宅院组团的边缘，波色龙的俄热拉空现在与一栋宅院连在一起，民主改革以前它是一栋独立的经堂碉，与其西侧的大宅院有天桥联系。当地居民认为经堂碉布置在居民方便到达，但较少受到干扰的位置。这与阿坝县（上、中阿坝）村寨中的荣康（村寨中的公共宗教活动设施）相似，这些宗教设施被置于宅院聚集区边缘的高地之上，在藏族村寨中“中心与边缘在这里有着不同于汉地社会的表现，汉地在水平空间里择中为尊，这里却似乎并不重视‘中’，而选择‘上’与‘下’来表现尊卑与高低，这在家庭中经堂的位置、寺庙中的主体建筑与次要建筑的关系可以看出。高处相对于低处不易到达，因此也比低处更‘干净’。‘边缘’反而获得了某种重要的地位，‘边缘’相较于‘中心’更少受到干扰，更容易获得纯净地位，因此也更‘干净’，所以适合将神圣的宗教建筑置于‘边缘’。‘边缘’具有了非几何学‘边缘’的意义。村寨在建立之初需要宗教人士通过宗教仪式定位，但这些活动并未给村寨确定一个生长核心。”[9]

中路土千户杨国林的宅院偏在东北坡地之上，俯视整个中路地区（图04的照片可能是1930年代庄学本从他家碉楼拍摄的），在这一大片村寨之中，没有形成以千户的官寨为中心的聚落形态。

中路宅院基本采取南北朝向，受到地形影响略有偏移，没有固定朝向一个目标点。访谈中，当地居民认为这个朝向有利于晾晒屋顶平台上的粮食。这些宅院分成几组，之间被林地和农田分隔开。在较平缓的地方密度较高，间距在8-10m，在较陡的坡地上间距较大。

中路的村寨呈现无中心的空间形态，属于藤井明划分的“同种性质的住居以加法的形式递增”[10]的类型。

（2）“中心式”的空间结构

丹巴地区3个土司及部分千户拥有较大的权势，控制的村寨数量较多，经济实力较强。官寨不仅是住宅，还是管辖领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它的体量庞大，控制着周边村寨的建筑。这种控制是一种由功能自发形成的控制，更多体现在体量和密度的差别之上，没有有意识的通过空间处理予以加强。

类似的还有寺院所属村寨，据老人回忆民主改革以前大寺院所属村寨数量较多，今天寺院规模较小，没有下辖村寨，无法准确反映二者关系。

1)中心式结构——巴底官寨（图10-12）

巴底土司官寨位于邛山村。大金川西面山坡之上，一条冲沟从山顶自西向东蜿蜒而下。在距离大金川500m左右冲沟两岸形成陡坎，南侧山坳出现一块约10hm2的平缓的坡地，宅院贴着陡坎边缘布置，与山体之间的平地作为农田。官寨临着开阔的农田，占地2 000余平方米，建筑高6层，碉楼高9层，在背后众多普通宅院簇拥下显得气势恢宏。一条道路从山脚和田地之间蜿蜒穿过直通官寨。官寨成为整个宅院聚集区的形成极强的控制力。

2) 类中心式结构——莫洛村（图13-15）

梭坡乡莫洛村三面依山，一面临大渡河，地势呈东北向南倾斜，与中路处于一座山的两个背对的山坡之上。沿着山坡，莫洛、左比、八梭和纳依四个村寨自下而上分布。藏语“莫洛”指环形地带，徐君认为得名之时应是大渡河边的无人居住的环形冲积扇。莫洛与左比、八梭同属于一个大村寨。[11]梭坡属于二十四村，民主改革以前由三个千户管辖，其中一个即在莫洛村，他的管辖范围不大，仅莫洛一村。莫洛村规模较小， 60户，1930年代庄学本调查仅23户。当地传说村寨以摆渡为主要谋生手段。

莫洛村的宅院聚集区被段家沟分两部分，主要集中于北部。北部宅院呈三条线状分布，两条沿着等高线从山上延伸下来，一条沿着道路布置。从卫星图上看，两条顺等高线而下的住宅呈环状，似乎围绕着带有三座碉楼的几栋宅院布置。从河对岸拍过来的照片看，这几座高耸的碉楼居于圆环中上部，在空间上极好的控制了整个村寨（图13-14）。

从四川城乡规划院所做的莫洛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相关图纸看，这三座碉楼所在的区域是莫洛村最早建房的区域，明末清初宅院大致垂直等高线布置，民国时期圆环两臂基本建成，民主改革以后沿着道路建造宅院，逐步形成今天的形态(图15)。

庄学本[12] 1938年调查报告记载了本村千户住宅在八角碉背后，是村寨的行政中心。从目前调查看，八角碉被视为具有某些特殊的神性，说明此地的特殊性。

是否能就此将莫洛村空间结构称为“中心式”仍然值得质疑。首先，“中心”与外围是村寨规模扩大的结果；其次，嘉绒藏区所保留的土司制度与卫藏地区的三大领主制和汉族地区的封建地主制不同，土司以下的大小头人、寨首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最低级别的寨首与普通百姓无异。千户的宅院与土司官寨比较，对周边宅院的控制力较弱。第三，八角碉所具有的神性是后人的附会还是初始建造者的意图，由于缺少验证材料无法证明。碉楼的功能类型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军事用途、宗教用途、象征（权力、财富、性别）用途⑤，这些功能中没有必须布置于村寨中心的需要。从目前所调查的碉楼看丹巴地区没有一个村寨将碉楼作为村寨中心。第四，莫洛村7个隆尼隆统（图16）中，则通呷贡、左刻班登和格鲁尼波三个隆尼隆统较为分散，其他的隆尼隆统中的房子相对集中。在三处宅院较为密集的区域中，均有两个隆尼隆统布置在一起，而非单一的隆尼隆统——即呈聚集形态的一组宅院的房主人的关系并不一定较分散形态的更密切。在三座碉楼附近的几栋宅院分属两个隆尼隆统，这两个隆尼隆统并不比其他的隆尼隆统在村寨之中的地位更高。因此不能简单将莫洛村这样带有围合性的空间形态视为中心型结构。

5 结论

通过在丹巴藏区聚落的调查，丹巴地区传统聚落空间构成模式可以做如下概括：（1）聚落分布在5条峡谷两侧的山坡上较为平缓之处，这些河流既是上下游联系的走廊，也造成了河两侧村寨联系的困难。道路系统由以沿着河流的道路为主干，通村道路为分支的道路系统，和翻越山岗的山路构成。（2）丹巴地区以墨尔多神山作为本地区精神信仰中心，统领各村寨神山形成的神山体系。它们不仅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生存场所和生产生活资料，更提供了精神领域的护佑。（3）聚落空间由高至低由：神山——较平缓的公共节庆场地——村寨——农田——河流构成。（4）由外向内，村寨外寺院——寨子（自然村）；寨子（自然村）边缘经堂碉——寨子。（5）各村寨往往利用河流、冲沟、台地等地形地貌上的差异做边界。（6）村寨一般分布距离河500m以上山坡之上。（7）宅院通常布置在台地边缘，节约平缓土地用于耕种。多沿着凸起的支山脊垂直等高线布置，随着村寨规模增加，新建宅院顺着等高线布置。（8）土司官寨控制着对周边村寨，建筑体量呈现巨大的差异，在形态上并未采取居中布置的形式。（9）普通村寨空间构成和景观形态呈现无中心式的结构，各个宅院较为平等的以加法形式递增。

 

注释：

①石棺葬在梭坡和中路都有分布，中路石棺葬考古发掘测定年代从B.P.5 000—B.P.3 200年之间，在这个时代人类已在这一区域中活动。

②该遗址主要分布于大渡河北岸梭坡甲都海拔3 200m，遗址规模较大，是否属于东女国尚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历史上先民曾经选择这个范围建立大规模聚落。

③即使到1930年代庄学本在当地考察仍然受困于大渡河涨水，来往不便。与今天的交通方式不同，从中路到梭坡是翻山而过的。

④道师在当地也被称为“更巴”、“贡布”，他们与喇嘛都是当地的宗教神职人员，但可以成家，在家修行，通常采取父子相授的方式传承。在宗教活动中担负的工作于喇嘛不尽相同。

⑤碉楼的功能和起源学术界存在争议，通常其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但石硕和陈波等学者认为宗教可能是碉楼起源的重要原因，一些民间传说也体现出碉楼所具有的炫耀财富、权力等象征功能。

⑥论文资料系作者参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丹巴古碉群总体保护规划纲要》相关调查、研究工作获取。

⑦图01、06、09闫璐绘制，图02钱毅根据庄学本手绘图改绘，图03郦大方绘制，图04 转引自：姚军.丹巴萨拉卡经堂碉建筑群碉楼维修的一次探索[J].中国文化遗产, 2008,(4):40-45.图05、07、10、12、13引自谷歌地图，图08李欣宇摄影，图11贾玥摄影，图14郦大方摄影，图15四川城乡规划院提供，图16宋高峰根据杜凡丁手绘绘制。

 

参考文献：

[1]多尔吉.丹巴地区村落中“斯基巴”和“日瓦”社会功能的调查[J].中国藏学,1995,(4):135-142.

[2]李军环.嘉绒藏族传统聚落的整体空间与形态特征[J].城市建筑,2011,(10):36-39.

[3]谢娇.四川甘孜州藏族民居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22-23.

[4]江宇.丹巴地区传统藏族聚落初探[D].重庆:重庆大学, 2008:19-20.

[5]石硕.青藏高原碉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96.

[6]郁丹. 在神的怀抱里：一个安多藏族村落的生态－显圣景观[J].西北民族研究,2010,(2):21-35.

[7]林俊华.丹巴的墨尔多文化[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27(5):25-27.

[8]藤井明著,宁晶译.聚落探访[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20.

[9]郦大方,金笠铭,李林梅.上、中阿坝（阿坝县）社会文化与聚落[C]//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族群·聚落·民族建筑·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专题会议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217-226.

[10]藤井明著,宁晶译.聚落探访[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20.

[11]徐君.转型中的康区藏族村寨——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考察报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4,(1):99-107.

[12]庄学本.庄学本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468-488.

 

作者简介：

郦大方/1972年生/男/硕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北京 100083）

杜凡丁/1978年生/男/硕士/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文保所规划师（北京 100084）

李林梅/1981年生/女/硕士/北京创新景观设计公司景观设计师（北京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