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兴废,世俗盛衰(上):西京洛阳的园与人

by Jul 30, 2015
by 高雅 Jul 30, 2015

原文首发于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4561

编者按:园林自古是文明高度的体现也是社会变迁的兴衰写照。北宋以前的洛阳一直是园林兴盛。如李格非的话:“繁华胜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本文作者以李格非掌故谈起,框架清晰,文笔通透地写出了园林作为文明兴衰的表征,这个古今不易的道理。非常值得一读的园林文化历史佳作。

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写了《洛阳名园记》,那年他刚结束河北的外放生涯,被召回东京任职。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却写出一本详尽介绍洛阳十九座园林的“游记”。李格非并不是想写园林间的游历,而是另有深意。具体意指为何暂不详谈,先看看那些他记下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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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当时是北宋的西京,是北宋的“四京”之一,北宋以前,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定都,宋初也险些定都于此。洛阳同样拥有宫城、皇城与外城三重城的格局。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甚至比东京城还要大(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洛阳的宫城位于城之西北,在唐末五代时损坏较严重,后唐有所修复。直到北宋天宝年间太祖西幸,才予以大修,宫室终于能恢复壮丽,颇得赵匡胤嘉许。之后的光阴里,这些缺少人气的宫殿们旧了便修,修了又旧,直到徽宗年间再次大修,建筑悉数焕然一新,装饰上甚至比过去还要讲究。

徽宗崇宁年间,洛阳人口约为二十三万人,远少于东京百万人口的水平。洛阳虽不似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的东京那般热闹,却因其浓厚的历史底蕴,成为文人们的理想居所。再加之洛阳山川秀丽,水源丰富,且气候温和,适宜于草木的生长,那些前朝遗留下来的诸多无主荒地,因此成为园林扩建的沃土。

于是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大批重要官员纷纷在洛阳购置田产作为第二居所,远离东京城的繁华喧嚣,乐得清静。苏辙就曾评论说,洛阳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这些园林们彼此相望,门巷相连,春花秋实,修竹长杨。居住在洛阳,简直乐不思拥挤不堪的东京了。

北宋洛阳平面示意图(来源:贾珺)

北宋洛阳平面示意图(来源:贾珺)

在李格非笔下的十九座园林里,有最新却“景物最胜”的宰相富弼家的富郑公园,占了整整一坊面积的归仁园,楼殿绵延数十里的环溪,尺度惬意的刘氏园…….还有可以望见洛水奔涌往东、声与景结合得浑然天成的丛春园——李格非回忆说,他曾于某个冬月夜登上园内那座从荼蘼架探出的丛春亭,试图聆听洛水的声响,结果因为寒气入骨,只得赶紧走了—— 一个试图文艺却未遂的故事。

以及牡丹花多到吓死你的天王院花园子,那里本是一所佛寺。园内没有亭台楼阁,只有数十万株牡丹,因此老老实实地叫做“花园子”,专供赏玩牡丹使用。每当花期来临之时,洛阳全城仕女皆云集于此,满眼都是帷幕,满耳都是丝竹。花期过后,却惟余丘墟。

文彦博的东园内有一片极大的水域,若泛舟游于其上,烟波浩渺,如同置身江湖间。其中有渊映、瀍水二堂宛宛立于水中。至于那座建于邙山之麓,一切宛若天造地设、不见半分人力造就的水北胡氏园,登台四望,洛阳方圆百余里盛景尽收眼底,只见“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现,使画工极思不可图”。

白居易的旧园大字寺园,属于白居易时曾有“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杆”,如今的园主张师雄(外号比较逗趣—“蜜翁翁“)只得十五亩的一半(另外一半是大字寺),将其命名为会隐园,水木犹存,楼堂却已不再。

得到李格非高度赞赏的湖园,在唐代时曾为中书令裴度的宅院。李格非借洛人口说:“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湖园兼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于一身。这里四时不同,景物皆好,这里百花酣,白画眩。

洛水之南的园林分布图,绿色为官僚园林集中的坊,主要分布于城东。(五代时洛阳的坊制便已解体,各坊只余坊名而已) 笔者自绘。

洛水之南的园林分布图,绿色为官僚园林集中的坊,主要分布于城东。(五代时洛阳的坊制便已解体,各坊只余坊名而已) 笔者自绘。

熙宁年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以写《资治通鉴》为由申请退居洛阳。其实早在仁宗朝,洛阳就已流行文人交游集会,欧阳修便曾与张尧夫、王几道等七人组成“洛中七友”。王安石变法期间,集会更加盛行,其中以反对新法的“耆英会”影响最大。此会顾名思义,是一个老年社会活动团体,以富弼为首,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刘几等十三个平均年龄七十多岁的老头(司马光最年幼,六十四岁)。文彦博同时组有“同甲会”,会中有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司马光也领衔组了个“直率会”。旧党们用各种会进行排列组合,频频相聚,抨击新法,洛阳于是成了旧党的大本营。

司马光的“独乐园”目睹了这一切的风云际会。独乐园的名字出处是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司马光说与人乐乐、与众乐乐乃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而孔子的乐与颜回的乐乃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因此,各尽其分而安之,就是他所理解的快乐了。当他谈及自己的独乐园时,谦虚地说道“卑小不可与他园班”……

千万别信。独乐园占地面积足有二十亩——万余平方米,以现代的标准来看,离“卑小”一词相去甚远。然则与洛阳的其他豪园相比,独乐园确实是简朴的文人园风格。这点可以由李格非来证明。他记载道,独乐园中有“读书堂”数十屋,规模“小”、“亦小”,此外还有浇花亭、弄水轩、种竹斋、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形成独乐园七景,司马光一一作诗记之。李格非点出,独乐园“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由于主人盛名在外,独乐园吸引了不少游客。春季游园时节,游客们都会给守园人一点茶汤钱,守园人因此还发了笔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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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高居翰说此图有可能是仇英临摹的李公麟画作,亦有可能是仇英基于《洛阳名园记》和《独乐园记》,根据想象画就)。来源:高居翰等,《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高居翰说此图有可能是仇英临摹的李公麟画作,亦有可能是仇英基于《洛阳名园记》和《独乐园记》,根据想象画就)。来源:高居翰等,《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

园林们见证着时代更迭。唐宋之际的大变革,不仅改变了选仕途径、文化气象,其一个小小的副产物,便是对园林风格的影响。在财富集中的门阀贵族社会,拥有大量田地的贵族们能够建造并雕琢规模庞大的园林。唐以前的园林动辄绵延数十里,把山川河流都能收入囊中。及至唐朝,面积已经逐渐缩小,占据一坊面积的园林已经算大的了。

经由五代,进入宋朝,财富的拥有阶层愈发扩大,园林从帝王和门阀贵族家的禁地逐步走入寻常人家,不仅官僚士大夫能修建自己的园林,就连富有的商贾也能造园。园林逐步走入城市,缩小规模。其风格从包揽山川疏阔转变为空间造景,真山变为土山、甚至是石山,水面从湖面缩小为水池。从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可以看到,当时的园林理念已经是收敛性的了,开始打造曲折缠绕的空间。如刘氏园,能在狭小的台上布置多种建筑——“楼横堂列,廊庑回缭”。

建筑与园林的一儒一道,体现着文人世俗与精神生活之间交锋的现实。建筑需按等级规制修建,遵循的是儒家思想,园林则充满着对仙境的诸般想象,对他世的向往,对内心的寻索。有了园林,文人们开始把内在需求浸透于外在园林的营造中去,虽“不得不”入仕,在红尘中打滚,却还好能退居小园,寄情于园内“山水”,并用松、竹等植物象征情怀。这些以陶渊明、王维为偶像的士大夫们,在属于自己的微观自然中,体会着委曲求全版的隐逸生活。文人精神从“放”到“收”的转变,在此可见一斑。

园林本身就是时代更迭。“繁华胜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李格非如此作结。隋唐时期,公卿贵戚们在洛阳的豪宅共有千余所,如今园景只余废墟、楼台沦为灰烬。公卿大夫们一心想要退于园林之中,却忘了自身与时局共进退。即使姹紫嫣红开遍,却只能付诸断壁颓垣。今朝的盛景,也会沦为明朝的废墟。李格非写作此文的深意,便是如此。离乱之殇,就在三十年后。

 

参考资料:

  • 【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
  • 高居翰、黄晓、刘珊珊,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三联书店
  • 周宝珠,北宋时期的东京洛阳,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p109-116
  • 贾珺,北宋洛阳私家园林考录,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十辑
  • 汉宝德,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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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城市规划师,专栏作家,致力于城市相关的书写,尤其对历史边角料的挖掘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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