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报道] 新中国园林景观

by , , and Jan 04, 2016

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举办的第二十一期网上沙龙于2015年12月24日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新中国园林景观”。20世纪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尤其后半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园林景观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与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制度建设、政治运动、环境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与人民生活改善、文化传承延续、设计实践创新息息相关,甚至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当代中国园林景观的某些特质。新中国在园林景观建设上的思想、理论及其实践,正在随着新一轮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新常态下的环境治理与制度建设,迅速成为历史,很多重要的案例也行将消失,变成重要的景观遗产。

本期沙龙由河南工业大学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研究所所长段建强老师主持,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赵纪军副教授和北京大学王志芳副教授为大家带来两个关于新中国园林景观的精彩演讲。

 

第一环节:嘉宾主题发言

现代性 · 在地性 · 政治性——中国现代园林30年(1949-1978)

赵纪军(建筑学学士,硕士,风景园林学博士,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

赵纪军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园林史,本期沙龙赵老师的演讲内容是关于1949年到1978年期间新中国园林景观的发展状况。

前言

统计城市公园的意义在于,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将园林理解为公园和花园。统计公园的数量情况便能梳理出基本的发展趋势。城市公园的建设集中于50年代,并于1958年达到顶峰,随着“大跃进”的失败慢慢走下坡路。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但当时国家的政治环境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政治性的口号,直接引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由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中期,没有有关城市公园的建设。一直到70年代的后期才有少许公园的重建与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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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一五计划”之“苏联经验”

园林的现代性主要指“一五计划”期间学习前苏联而引入的一系列现代的园林绿地规划设计的理念与方法,主要包括城市绿地系统、以文化休息公园为代表的公园设计以及居民区绿化。由于学习苏联,“造园”专业的名称改变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表明了居民区绿化在当时收到了相当的重视。但由于苏联的规划设计模式并不能满足实际设计的情况,因此居民区绿化对于中国的规划设计学影响不及前两方面。

1. 城市绿地系统

苏联L .B .卢恩茨的著作《绿化建设》是当时园林行业的看家书目。其中对城市绿地系统作出相关的阐述。莫斯科绿地系统呈现出大小绿地均匀分布,设置有绿环、绿楔。提出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原则:

  • 最大可能地设置大片绿地;
  • 居住区和公园之间、公园与公园之间有交通联系;
  • 大片绿地深入市区,接近市中心;
  • 绿地系统各个要素综合为有机、完整的一体;
  • 水面系统和绿地系统有机结合;
  • 城内和城郊的公园连成两个环状系统,并在由中心向外的辐射方向补充林荫大道、花园和公园网。

这些原则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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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的学习也引发了国内对于绿地系统规划的探讨,比如程世抚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绿地系统的三个问题》的文章指出“为发展工业设置卫生防护隔离绿带;公园中大中小结合,均匀分布,方便居民就近利用;公园绿地用林荫道、绿色走廊连接、从四郊楔入城市并分割居住区;设置环城市林带,与楔形绿地系统连接起来;保护、利用、结合原有的森林、园林、名胜古迹、果园、湖沼、山川等。“显然这些原则的提出受到了前苏联经验的影响。

当时学习苏联最为典型的城市绿地规划之一是包头市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图中展现了环绕城市的绿环、大面积的绿化、水面和绿地系统的结合、大中小的公园绿地均匀分布。体现了苏联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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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经验和规划原则为当时的中国园林打开了面向大地风景的视野。突破了园林一般是花园或公园的狭窄视野,有积极的作用。

2. 文化休息公园

文化休息公园的相关理论与手法是从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的设计手法中总结得来的。平面图从右到左分为了四个不同风景特点和功能内容的分区,分别是:大花坛区(“Parterre”来源于法语,这一区域受到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较大)、尼斯库奇花园(由场地本身具有的自然风景园发展而来)、路斯尼奇区(体育活动区)和列宁山。并由此总结出了功能分区的设计方法和科学理性的设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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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化之后的文化休息公园模式里有五个功能分区:文化教育及公共设施区、体育运动设施区、儿童活动区、安静休息区、经营管理设施区。这也一直影响到现今的公园设计规范。为我国现代公园的设计提供了非常理性的、操作性很高的规划设计手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其积极的意义。典型的公园案例有:

  • 北京陶然亭公园(1952):公园的分区并不严格按照苏联的分区设计进行,并在用地定额里出现了水面,可以说是文化休息公园模式传入中国之后出现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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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肥逍遥津公园:加入了例如盆景园这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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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文化公园(1956):一开始作为华南土特产交流大会而开发,由一位建筑师设计。于1952年改名为岭南文化宫,于1956年定名为广州文化公园。以格网方式将场地划分为12块,每块场地中安排不同的活动内容和功能分区。然而这种功能分区以建筑为核心,各式的建筑占据了每个地块的核心,而不强调公园外部的游憩空间的设计。这一公园体现了对文化休息公园模式的机械运用所可能产生的极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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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出现了对这种僵硬的功能分区的质疑和批评。广州的园林设计师就提出了关注我国风景园林设计的民族特色、对风景品质的关注和对山水格局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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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筱祥先生设计的杭州花港观鱼公园被认为是发扬了文化传统的非常好的例子。公园尊重了场所本身的风景特点和地形地貌,形成了各具风景特色的分区而非遵照传统的苏联文化休息公园模式。北部形成了平坦的坟地开辟为大草坪成为青少年活动的场所;南面荒芜的荷塘开辟为金鱼园;密林保留现状为主;零星的水稻田加以疏浚形成了自然曲折的河港,并且呼应了花港的历史渊源。孙筱祥先生在1958年在《政治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其在花港观鱼公园的设计,他提到“以植物材料为主进行造园,全园的树木覆盖面积达80%”,“达到开合收放、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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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性:“跃进高潮”之“大地园林化”

大跃进期间将我国造园文化的传统进一步地发扬。这种发扬体现在“园林化”和“大地园林化”的概念之中。

1. “园林化”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正式做出了“园林化”的要求:“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得到改变。种树要种好,要有一定的规格,不是种了就算了,株行距,各种树种搭配要合适,到处像公园,做到这样,就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

“绿化”一词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苏联影响而引入的一词,更重要地体现了日本的渊源,体现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含义。从“绿化”到“园林”,体现了现代性到民族性的转变。在与苏联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之后,园林传统术语的运用反映了中国在大跃进期间谋求探索民族的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2. “大地园林化”

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完整地发出了“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1/3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

这一时期典型的有民族特色的公园有:

  • 西安兴庆公园(1958):山水经营占据了公园主要的空间。西山岛、东山岛、芙蓉岛似乎是再现了传统”一池三山“的山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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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桂林七星公园(1960):形成了有景区考量的大众公园,强调了场地的风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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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风公园(1958):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干快上的豪情,景点的命名内容来源于传统的典籍,这与中国园林的传统做法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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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性:“文化革命”之“红色园林”

“大跃进”失败后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出现了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最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红色园林“一词来源于1968年《园林革命》的第五期:“让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干劲和踏实的科学精神,树雄心,立壮志,把祖国尽快地绿化起来,逐步实现大地园林化的理想。一个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红色园林必将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一张白纸”意味着破旧立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Maurice Meisner将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种反向的乌托邦运动。大跃进期间有过一些有意义的建设,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完全是破坏了。例如北京陶然亭公园的牌坊,一开始由长安街上移建而来,却在1971年9月拆除。当时江青说过:牌楼是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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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有园林建设的,具体体现在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与汪东兴的谈话中提到了盆花与果树之间的关系,暗示了园林绿化要结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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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园也进行了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实践,种了苹果、橘子、梨等等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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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极端化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反映了“文革”期间理论和实践的种种悖论。某些公园整体沦为生产用地,如福州的西湖公园沦为五七农场,汕头的中山公园沦为养猪场。完全消解了园林绿地本身,没有了休闲休憩的功能。“结合生产”的极端化的另一表现是侵占园林绿地建工厂,如北京陶然亭公园被千祥皮鞋厂、市革制品厂侵占,如南京清凉山公园被南京市自来水公司修造厂占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意境的含蕴”反映了文革期间的政治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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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上又回归了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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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 现代性:苏联的园林绿地系统进一步打开了风景园林面向大地风景的视野,文化休息公园引入了现代的理性的和极具操作性的设计框架,但是其现代性对本土的园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抹杀。

2. 民族性:50年代末期开始进一步彰显,中国只有在自己的民族传统中间寻找自己前进的灵感,比如山水风景的构图、风景品质的关注和诗情画意的园林命名。

3. 革命性:文革未能给中国风景园林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其中有各种自相矛盾的实践。比如结合生产,由结合农业生产变为工业生产,如抹杀传统但又不能丢弃传统园林文字命名的习惯。

我们需要看清什么是民族风景园林根深蒂固的东西,并给予我们警示。

 

当代性、国际性、经济性——中国当代景观(1978-现在)

王志芳(北京大学城市规划学士、美国密西根大学风景园林硕士与自然资源与环境博士、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

本期沙龙王志芳老师给我们的演讲内容是1978到现在这期间新中国园林景观的发展。

一、当代性

首先从当代性谈起,为什么说是当代性,中国当代发展就是快,超级快。我跟老外讲这叫“中国速度”。再者就是大,项目超级大,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大规模的。另外就是多,多的让人眼花缭乱,无论是项目还是设计手法上面。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简单地给大家精简主要内容来讲一下,算承上启下,简单谈一下赵老师讲到的现代发展对当代景观的一些影响。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简单说一下我自己所认为的当代景观四大发展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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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赞同赵老师刚才讲到的很多内容,但我总体是讲一个感觉,因为我们所持观点是一个大景观的概念。首先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其实在呈现一种生产性景观的一种状态,以生产性景观为主的基调。大家应该也听说过,毛主席所向往的是,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看到的四周都是烟囱,都是电线杆等。这是他所向往的城市的景观形象。这个其实对我们当代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现在棕地遍布,我们城市都在试图往外搬迁,这个我就不具体讲了。

那一时期,虽然我们有大的园艺化的过程,但我总是感觉同一年马上就出来农业化这样一个要求,所以就以这个“农业学大寨”为基础。它不仅仅是对中国园林方面的改变,把公园变成农业生产方面的景观,更大的影响其实是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变成了一种“人定胜天”的一种状态。我认为这个是对我们专业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非常大的。这是毛泽东“农业学大寨”时期所宣传的一种思想与理念,以及一种境界。

另外,我在这里简单列举一下,中国人对农业景观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矛盾情结。那个时期的人,特别习惯种东西,尤其是老年人。但同时,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因为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很多错误,所以把农业景观界定为一种比较土气的,属于农村的,不符合城市的一种状态。所以当我们在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园缺乏游憩性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难道我们的公园绿地就不应该具有一点点生产性的东西(景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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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时期另外一个我认为对现代景观有非常关键影响的就是1953年确立的土地所有制。因为土地是政府所有的,所以政府可以做任何决策。它变相地催生了中国的土地财政,并且导致了中国飞速的城镇化。我在这里简单地列一个例子,印度非常羡慕中国,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就可以铺开,美国修路得挨家挨户去访谈。就是因为中国的土地都是公有的,它才决定了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其次可以看看中国土地财政收入的状态,是快速增长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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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赵老师刚才也有讲到文化大革命,我这里给大家列举两项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专业当代的发展非常深远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上山下乡,它把那么多年轻的人以及从业者都放到了农村跟山里。培养一代人是需要四到五年时间的,这直接意味着我们中国在近代近十五年里是没有任何职业教育和职业实践的。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基本意味着我们对传统的彻底否认。这里也包括对遗产的大量破坏。我个人觉得,现代社会给当代景观的发展设定了一个大背景。

  • 第一,人口是剧增的;
  • 第二,“人定胜天”的理念;
  • 第三,政府对土地有绝对决策权;
  • 第四,我们职业教育是断代的;
  • 第五,对传统的怀疑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

这五点是文化大革命后形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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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从1978年开始到现代,我们当代中国景观的世界性就是一直在学国外。“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西方的东西比中国好”,这个意识好像在当时比较大众,包括从设计手法上也一直在抄袭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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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建筑很像“白宫”,是中国的“白宫”。中国也有好多像这样的“白宫”,建得惟妙惟肖。这就是为什么说当代中国景观有很强的世界性,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国外的。

二、经济性

接下来简单讲一下我认为的中国当代景观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

1978~1989/1992年是古今探索时期,1989~1992基本是停滞的三年,所以我直接把它划分到了92年。92年是邓小平南巡,重视改革开放。1992~2004年为城市美化时期。2004至2012年是一个时期,称为百花齐放时期。2012年到现在我临时把它叫做生态文明时期。因为我觉得2012年之后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简单讲一下第一个阶段,1978~1989/1992这一时期,名为古今探索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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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一时期大的社会背景下,还没有形成房地产市场,我们也正在修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错误。同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一种状态。这时候我们有大批量的专业从业人员,大批量的历史保护地段进一步转化为市民公园,它在延续现代时期的很多市民公园的一些做法。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居住小区中景观专业的一些作用。这一时期居住小区有一系列的示范工程开始进行建设,虽然如此,景观也只是作为建筑的陪衬,见缝插针地发挥着作用。

即使是这样,这一过程也是对中国很多发展有影响的。譬如说80年代末期,住房试点工程进一步深化,很多住宅小区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设计手法,既有古代的要素,也有现代的材料符号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探索如何把古代和现代的设计要素综合到一起。我跟很多老外聊天,他们也都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觉得这一时期中国在反思过去的错误,但同时这一时期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在全方位地反思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等各方面,而这种反思也同时反映在我们景观上面,我们也在努力探索古代与现在的一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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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我认为相对做得较好的有冯纪忠老先生的代表作品——上海松江方塔园。方塔园既有很多古典园林的要素,同时又结合现代设计手法,比如大草坪、亭子、凳子、竹林等的应用,拥有现代的简洁与功能性。方塔园在那个时期被国外很多专业人士评价为上海最好的公园之一。即便现在来看,方塔园的设计手法也是很杰出的,基本上能够达到美国丹 · 凯利时期在探索和思考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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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时期我把它定义为古今探索期。在这个时期里的1989年到1992年,这三年基本上中国是有所停滞的。这之后,中央政府在反思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停滞之后一直到1992年重启了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只谈经济。整个时期的发展变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它从国家层面上基本上被定义为政治、文化、民主、自由等各方面的事情大家可以先不讨论,先发展经济再说。所以这跟之前那个阶段有很大的变化,也是对中国景观乃至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之所以我强调一个经济性,原因在于整个国家是只准谈经济,不准谈其他方面任何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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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性

第二个时期,1992~2004年,我把它称为“城市美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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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时期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要吸引投资,进而需要用好的环境来吸引投资。什么是好的环境呢?以及谁来决定好的环境呢?政府具有决定权。所以政府的审美决定了什么是好的环境。政府的审美来自哪里呢?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环境,继而就去西方国家考察学习。当政府的领导人以游客的身份去游历欧洲的时候,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永远是那些纪念性的景观,因为这一类景观展示性更强,能给游客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设计企业是非常弱势的。发展得并不成熟,而且设计企业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其次,那个时期绝大多数设计单位也都是国企,是直接为政府服务的企业。这里提到一个政府决策,因为这一时期很多决策是政府可以自己做的,包括我们的土地流转是不需要招投标的。这种情况下政府确实能够决定非常多的事情。所以这个城市美化时期是要集中体现大马路,大广场,以一种比较壮观,展示性的景观形式为主导。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连的星海广场。它是亚洲最大的广场,434英亩,四倍于天安门广场大小。这个广场对中国很多地区有着很深的影响,大家也知道中国每个城市几乎都有这样的广场。我在网上搜索,发现网友对这个广场的设计评价非常有意思。说:整个广场的景观设计就是“低头是铺装,平视见喷泉,仰眼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重点是机关”。另外就是这样的大马路,尺度特别宽,以及周边装饰性的螺纹花坛为主导的大马路,这样的建设方式在当时也是比较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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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发展在当时也有好的方面。这样的建设也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形象,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市民活动空间。以下图片也是比较极端的,大马路,广场舞。老外跟我交流说,中国式的广场舞是不是因为中国建了很多大广场,所以有了广场舞?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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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它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能够吸引投资,对于我们做设计而言,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场所应该建多大,有没有必要建。一个城市到底应该有几个这样的公园,有几个这样的形象工程?有一到两个无妨,但是所有地区都建成这样就会有问题。以及说这样的场所一定要出现在政府办公楼大楼周边?这个时期的建设目标初衷是好的,它希望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进行局部的城市形象打造,这实际是非常有意义的。但这样风格的建设风气太猛,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或者说误导了中国大众的审美情趣,让大众觉得这样纪念性的、雕塑型的、螺纹型的是更漂亮的。所以最终误导了我们整体的设计,试图让所有的地方都形式化地,纪念型地去建设。这种趋势是非常令人恐怖生畏的。

接下来是2004年。我为什么将2004年作为一个节点,是因为04年四部委联合发表声明,制止大马路,大广场建设,明确要求不得再建超过80米的马路,广场不得大于2公顷。

在同一时期2000年左右,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98年开始,住房私有化的开始,以房地产为先导的城市化开始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开始面向世界。因为中国加入WTO,一批国外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包括EDAW、EDSA、NITA等一系列大家熟悉的设计公司。私人企业(设计公司)开始成立,比如土人、意格等都是在2000年左右成立的。包括2004年,中国又发布一系列文,正式确定中国土地流转招拍挂政策,并且全方位执行。这直接意味着政府也开始面向市场,面向房地产商,他们想要怎样的建筑及景观形式。这一时期,新的思想,新的策略全方位开始进入中国,并且我们整个社会,从内在需求上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以房地产商为主导的改变。

所以接下来,我把2004年到2012年这一时期称为“百花齐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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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可以说是什么都有,无论是好是坏,所有形式的设计都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地艺术、波普艺术等各种思想潮流涌入。基本上世界上有的,中国全都有,而且世界上没有的,中国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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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俞老师(俞孔坚)比较标志性的红飘带,并且也在国际国内得了很多奖。这样的生态修复案例,滨河景观也会有。同样是滨水建设的修复,艺术化的表达,它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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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艾未未的设计作品。灵感来自于他父亲艾青的《礁石》 。整个设计的形式也很像礁石,并且看到照片中打伞的人坐在里边,是多么的渺小。

接下来是湿地公园。大家知道我们国内建了大量的湿地公园,这是杭州著名的西溪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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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棕地改造。中国也有一系列的棕地改造项目。我们能把污染得很脏的水处理到特别干净。这些项目都在中国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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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式景观,能够体现中国特有地方特色。这是在北京一个还在售卖的超高档住宅区,将近20万一平米的价格。包括抽象手法,将桑基鱼塘抽象成一种景观和路网的形式,作为这个商业办公楼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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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国借鉴并接受国外的一切。给我的感觉是这种破碎的,零星的西化又带有非常多的火花,火花中也有许多败笔。基本上可以说是百舸争流,良莠不齐是这一时期景观形式的特征。我记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在中国,设计梦想几乎不受限制,只要你能说服甲方”。后来我反思了一下,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种状况,会出现这种盲目借鉴国外的状态,是因为中国的整个设计的发展是跳跃的一个过程。在国外,整个专业的发展历程,包括建筑专业,其实是从1885年开始探索古典主义,从85年到1900年左右很长一段时间开始关注自然主义的一种发展。后来从1900年开始探讨现代主义的发展。而到1950年的时候就开始探讨后现代的思维模式。所以国外的很多设计思想都是一步步,一个在一个之后慢慢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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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78年打开国门,既不相信自己,又觉得外边的好。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还不够完善,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那就只好全搬回来。基本上是有什么就搬什么,能用什么就用什么的一种状态。这里是国外一个记者写的一本书(《原始副本-中国当代建筑模仿》)里的一句话,虽然他是写中国建筑的,但我觉得他对建筑的评价跟我们景观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他说,“中国已经习惯性地去模仿别的国家,最开始是苏联,后来就变成了西方世界,也就是欧美的一些形式。” 我觉得这个是世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体现,就是中国居住景观的世界风情。下面所有的照片都是中国各种居住区景观,各种泰国、欧陆、欧亚、现代主义,什么东西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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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也带来了特别大的问题,人性空间都变得特别匮乏。所以在2012年,直到中国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的十八大应该是我们行业包括城市规划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我们开始号召可持续,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倡导生态文明。这里提到的“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 这些东西都是对之前发展的一些反思,对过去产生的这些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的一种反思。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2012年开始由从国家层面上开始探讨这一系列除经济之外的问题。这是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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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海绵城市”。轰轰烈烈的海绵城市也就这样开始了。从2013到2014年陆陆续续提出,2015年中国开始有16个海绵城市试点。所以我当时跟很多同行老外都说,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系统构建海绵城市,尤其是我们专业内部。我们连基本的数据,包括土壤、地形等数据都不具备,我们所有的地形数据还都是设立工程。然后我们就开始建设了。有老外跟我说,你们中国现在是不是得了“Ecological Fever”。生态狂热这个词可能也代表了中国现在行业的一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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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最后,我觉得自2012年,中国整体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四个转变。

第一,由增长转向发展。就是从过去那种以房地产为导向的扩张式的增长转向可持续性的一种发展状态。像我们现在进行的各种生态建设就有这个倾向。但是我们能够发展到什么状态,这个也不算特别清楚。

第二,由框架转向细节。在过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无论哪方面理论以及想法,其实都是在谈假设,在搭大的框架,在细节上都不值得推敲的。

第三,由世界回归乡土。这就是为什么习主席谈到要让大家记住乡愁。我觉得怎样去探索属于我们当代中国自己的风景园林会变得更加重要。

第四,由经济转向人文。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完全以经济为主导的,但是2012年开始,我们开始谈论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也开始谈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人文倾向以及体验功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大家可以提问讨论。

 

第二环节:自由问答

Q:园林开始探索传统风格时和建筑是否同步?

A (赵): 我觉得学苏之前就自发有一些传统风格的探索,有意识的探索应该在造园组成立、行业组建形成之时就开始了,和建筑感觉没有直接关联。

A(段):民族建筑风格,在中山陵之前,叫民族固有式。梁先生等人开始民主建筑风格的时间并不完全同步于民族性的探索。这个在陈植先生的《造园学概论》、范肖岩先生等人的著作中皆有提及,尤其陈植先生,本身就是筹建委的。这些和赵老师研究的49之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都是民族形式,或者民族性问题。

Q:解放后的时间,陶然亭、花港观鱼和四部一会大楼这些建筑的时间是否同步?当时是否有政策方向的导向?

A (赵):段老师的问题——“传统”的地位,应该主要体现在对于民族认同的探索,所以我将之前题目的“在地性”改为“民族性” 。陶然亭公园的建设,从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地探索“民族形式”,只是都来“学苏”之后才在公园设计里面谈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陶然亭公园的建设,从一开始还是解决低洼地的“四害”,所谓“挖湖堆山”也没有设计,后期才发现先前的土方工程有好多问题。没有关注过这个“第一”,我想花港公园起码是比较早的之一。

A(王):我觉得在中国所有的风格都是为了来说服甲方或者自我探索的,对整体行业的发展并没有特别多的思考。中国当代发展过快没有人来得及思索各种风格使用的意义,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反思,探索刚才段老师问的问题。

Q:王老师说的“甲方”很晚才出现,是否也有“国家”或者至少“地方政府”作为甲方?因为许多类似白宫的景观,委托方/甲方是这样的机构。

A(王):我所谓的甲方更多是政府。奇怪思想能够实现更多是通过政府。

Q:2004年我们曾大讨论过我们的行业是叫景观还是风景园林,在此讨论之后对我们的园林发展和园林绿地规划设计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A(王):有一定影响,在我写这本书时建筑工业出版社明确要求我不提这方面的内容 ,因为这本书的系列叫“中国建筑魅力系列”,因而许多问题,包括景观和园林的争执是不能提的。但如果大家冷静地讨论这个问题,还是有促进和推动作用的,这也使得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事情。从具体项目的角度,我认为并未起到太大的影响,其实大家还是没有达成一致,还是各自干各自的,并不能完全看出来影响在哪里;从行业整体推进上,大家还是在争取同心想怎么界定我们专业的内涵,我认为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Q:有没有正式地以哪个公园的案例作为民族性的典范?建国10周年十大建筑基本也是民族风,和58年基本同期,是不是有某种政治上的鼓励?例如和苏联关系转淡需要民族性顶上去?

A (赵):大跃进期间的公园,始建于1958年的一批,我觉得都可以是。是否有政治上的政策鼓动,对于建筑的这一块,研究还不多。

Q:王老师,想请教您为何在划分时期的时候,在1950s-以后是后现代呢?是否有政治影响园林建设的案例呢?您这里分的4个时期主打景观类型也不同吧?

A(王):我想说的是社会在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求,为什么我觉得方塔园特好,就是在特定的时候探索对应的形式,在现代社会强行要求传统形式,就像北京的大屋顶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政治的结果,我在这里说得不太明白。中国所有的变化都是政治变化引起的,就像我分的四个阶段,其实对应了四个领导人的上台。我恰恰觉得政治对景观设计的影响很大,就是因为政治层面只准谈经济,才导致所有的问题,可能不是直接强加性的影响,但没有政府层面的海绵城市,哪能这么火热。不同时期,景观的主要表象以及变化是不同,类型也是不同的,扩大得很厉害。比如说商务景观,78年之前根本就没有,现在就超级高大上。

Q:赵老师, 建筑的民族性在于form,景观“公园设计”的民族性有清晰的form吗?

A (赵):这个问题好,我也关注过。中国园林历来不强调形式如何,而是超于形式的内涵、意蕴,所以我觉得园林景观的民族性可以是“非物质化”的,比如“园林命名”就是如此。中国园林比建筑更不在乎具体形式,所以谈“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我看园林比建筑更容易实现。新中国园林中的“人民公园”命名就不个人化。形式太多太复杂,园林命名还是很个人化的,但是园林中对“景”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的部分。

Q:园林大地化,有具体的案例吗?——就是说,大面积的植树造林

A (赵):王老师讲座中提到的“大寨”可以是一个案例,“大寨”的植树造林很好,现在都有“大寨森林公园”。

Q: 建国之后用的“绿化”,会有“风景”的概念交叉在里面吗?

A (赵):感觉会有。当时说“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基于“绿化”的“园林”和“美景”。1958年就出现的“美丽”一词,难说习主席的“美丽中国”没有参考这个北戴河讲话。

Q:风景或景观或绿化或大地园林(之于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想问风景是如何界定的?

A (赵):“生产化”似乎比“园林化”还早提出一两个月。“园林化”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林业的和造园的,比较复杂,杨锐老师有写过“风景释义”。

A (段):风景、风景园林、园林、造园、绿化等等,陈植等老先生有过一次大讨论,也写过很多文章,杨锐老师也有文章专论。

A(王):我对风景的理解,就是看见的景色以及风景名胜区,所有的定义都可以无限泛化,但这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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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晓萌

孔晓萌,YouthLA志愿者,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风景园林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热爱景观设计、随笔、摄影和音乐。

李纯

李纯,YouthLA志愿者,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本科生,拟研究方向:城市绿地环境规划与设计、近代园林历史与理论。兴趣爱好:昆曲、古琴。

胡灏

胡灏 ,YouthLA志愿者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本科,德国莱布尼兹汉诺威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硕士。

曹亚玲

曹亚玲,YouthLA志愿者,安庆师范大学园林专业,热爱设计,植物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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