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新加坡环保局前副局长，罗华端先生对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与环保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今年4月26号，借着罗先生来参加亚洲风景园林大会的机会，风景园林新青年对其进行了采访，回答了一些问题，并使得编者对罗先生作为一个城市规划者的身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希望通过这次的访谈，让读者能够对新加坡闻名于世的城市规划方法有所了解。
人物简介：罗华端，曾就职于新加坡环保局，有35年环保工作经历，与40多年的宜居城市规划经验。致力于解决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处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问题，参与新加坡城市规划 。2007退休，返聘为新加坡宜居中心的专家顾问，与吉宝公司合作。2015年作为新加坡宜居中心专家，参与印度州首府总体规划与中国城市规划，90年代参与了新加坡与中国的第一个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之后参与了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的总体规划。
Q：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对中国目前的城市规划有什么借鉴呢？
罗华端：新加坡在1965年建国后并没有提出“宜居城市”的概念。1965年建国时基础设施落后、贫民窟很多。当时世界上也没有宜居城市原则和框架可以学习。我们的做法是学习和参考别的国家好的做法，不好的地方摒弃。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说过：“我们以其他城市为径，有的以之为借，好的学其所长，因为我们所能想到的方法，数以千计的城市都已经试过了。”在建设新加坡的过程中，新加坡领导人有三个很重要的理念：有竞争力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高品质的人居生活。同时这也是宜居城市的三个成果。几年前，我们成立了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开始研究新加坡城市发展的经验，到今天形成了宜居城市的框架。现在已有体系来落实这三个理念。体系第一，综合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第二，采取动态城市治理模式。这是我们50年经验的总结，这些原则与做法可以给其他城市作为参考，不能照搬照套。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未来的挑战：第一，国际环境的改变；第二，城市适应年轻人的需求；第三，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Q：老龄化社会与生育率有怎样的关系，并带来的怎样的社会问题呢？
罗华端：老年人退休与预期寿命延长而年轻人越来越少，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的负担。新加坡通过招引人才来缓和老龄化社会。而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并没有跟进，产生了外来居民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并引发了社会问题。我们宜居城市中心也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Q： 新加坡城市绿化政策从上个世纪的“花园城市”到21世纪的“花园里的城市”，“花园里的城市”具体给新加坡带来了哪些改变？如何评价这些改变的效益？
罗华端：新加坡1965年独立之后，建国总理李光耀说我们要建设一个“花园城市”，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美化，也是给外来投资者一个信心。差不多到了90年代，规划局思考到“花园城市”的概念需要改成“花园里的城市”，就是整个新加坡都变成一个花园，城市在花园的中间。“花园城市”是有空地做个小花园，有时道路将小花园人为分开，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居民与动物都不能通过。我在设计广州知识城的时候，规划需要将公园分开，但可以在地下设置联通廊道方便居民与动物。但目前漫步道变成了自行车道，这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在建设“花园里城市”的时候，我们也种了很多果树、花木吸引鸟类和蝴蝶。在新加坡，毁坏公共绿化会遭到很严厉的惩罚，专门由国家公园局全权负责。
Q：国内有很多关于绿地的研究，但我们的效益并不可观，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罗华端：国内很多城市，也包括印度、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等，他们主要问题在于，如果由各个政府部门自行其是，那么各部门便只会自扫门前雪而不理会政府的整体目标，要打破这个壁垒和顽疾，我觉得单搞绿化而不考虑其他部门例如环保、交通部门，是不行的。若是双方的目标不一样，规划便无法实施。因此跨部门合作很重要。技术可以购买，人才可以引进。但我们更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
Q：最近常州发生了校园土地污染事件与靖江爆炸事件，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新加坡是怎样应对工业用地的土地置换问题的？
罗华端：新加坡面临的这种情况较少。我认为规划非常的重要，规划是城市的基础，新加坡建国较晚，我们总体规划好了之后，各个部门继续在部门职权范围内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意外和污染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了。我们环保的策略有：源头控制污染、污染者付费、创新科技、节约资源、预先防范采取行动、教育的原则。教育需要沟通、更深的理解、主人翁意识。政策容易提出，实行政策需要政治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