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多功能绿道的实际建设挑战与机遇

Implementing Multifunctional Greenways in Swede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y and Jan 31, 2011
by 郭湧 and 田甜 Jan 31, 2011

摘要:探讨了瑞典南部的斯堪尼亚在建设多功能绿道时,在改善高强度管理农业区域可达性、休闲活动可能性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网络检索、与政府部门进行联系,与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及召开研讨会,并对绿道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实地调查,指出了瑞典绿道的实际问题与改善的可能性。

本文原文作者:
Dr. Christine HAALAND 克里斯汀·哈兰德/博士/瑞典农业科学大学景观管理、设计及建造系教授

Dr. Anders LARSSON 安德斯·拉森/博士/瑞典农业科学大学风景园林系教授

Dr. Anna PETERSON 安娜·彼得森/博士/瑞典农业科学大学风景园林系教授

Dr. Mats GYLLIN 玛茨·圭琳/博士/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工作学、商业经济和环境心理系教授

本文系“风景园林新青年”与《风景园林》杂志联合刊出

1 背景

与其他欧洲国家[1]或美国[2]相比,绿道规划在瑞典的历史很短。瑞典仍然保有大面积自然区域,人口密度低而且公众前往乡村的可达性有全面的法律保障。这些因素造成绿道规划鲜有发展,这一现状直到最近也少有例外。然而,过去一二十年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在瑞典进行绿道规划的必要性[3],尤其是那些在城市快速向密集耕作农业用地扩张的地区,比如瑞典最南部的斯堪尼亚(Scania)。特别是在瑞典第3大城市玛尔莫(Malmö)大区,快速增长的人口已经导致了居住、商业和新建交通设施的急剧扩张。其周边的农田曾经是瑞典最肥沃的土地,现在被人们高强度地用于耕作。同时,斯堪尼亚是瑞典最重要的谷类作物产地之一。

农业集约化导致乡村的可达性下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大部分牧场和草场已被开垦作耕地。这些耕地在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法抵达。另外,耕地单位面积扩大,农田之间路径的数量被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他线性的景观元素也尽遭移除[4]。换句话说,尽管人们都意识到城市区域内的绿色基础设施对身体健康和休闲活动有重要意义,但新增人口前往周边乡村的可达性却变得非常有限,尤其是在日常休闲活动的可能性方面[5-6]。另外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斯堪尼亚是欧洲人均拥有马匹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因此骑马这项活动成为该区域户外休闲活动的重要部分。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集约化的发展和乡村可达性的降低,市政规划师们越发认识到准城市地区缺乏户外休闲区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目前瑞典的绿道设计源自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地产业主自发创造的原型[7]。那时候农民将一定面积的土地闲置休耕可以获得农业补贴。这位地产业主建议将闲置的土地围绕田野形成长条状步道,用于散步或骑马,而不是把它们划成大面积块状土地。他沿耕地边缘4m宽的条状余地播种混合草籽,创造了一个14km长的绿道网络。他将这些条形土地命名为‘beträda’,这个词将两个词组合,一个是瑞典语中的beträda,意思是走上或者走进;另一个是träda,意为休耕。瑞典农业局拒绝为这类闲置土地发放补贴,但是市政府欣赏这一为散步和骑马提供通道的主意,并向农民发放农业补偿金──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因此本文中凡涉及绿道一词其所指对象均具有线性特征,至少2m宽,种有混合草种,通常位于农业用地。本文后文将讨论到,这些绿道根据它们不同的功能而混合不同草种并进行配植从而各不相同。此定义不包括铺装路、石子路或简单的步行小径。

本研究的目标是探讨建设多功能绿道在改善高强度管理农业区域可达性、休闲活动可能性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本研究在“作为战略景观规划工具的多功能绿道──准城市化景观中设计和实建的方案”项目框架下展开,并在瑞典南部的斯堪尼亚进行。

2 方法

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为网络搜索。使用的关键词是绿道的瑞典语词条及可能的同义词,再加上斯堪尼亚范围内一定数目(17个)的市级行政区域名称或斯堪尼亚的其他词条。这些市从斯堪尼亚西部挑选,那里的人口密度最高,土地利用的类型以农业用地为主。在研究的第二阶段,与17个市的政府部门进行联系,就4个问题询问其辖区内绿道的建设情况。每个市政当局都至少联系了一位负责绿化结构规划的工作人员。与其中两个市的相关部门进行了面谈,讨论他们已有的绿道应用经验。这两个特殊的市之所以被选来进行深入研究,是因为其中一个已经成功建立了3个不同的绿道网络,并与另一个城市一起进行一项由国家资助的绿道网络的项目。此外,还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研讨会,讨论在瑞典应用绿道的可能性,与会单位包括了瑞典国家农业部、斯堪尼亚郡议会、斯堪尼亚郡行政委员会、市级行政单位以及全国农民组织(LRF)。

为了检验绿道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分别在现有绿道和瑞典农业大学设立的实验性野花播种带上进行开花植物和昆虫物种(蝴蝶和黄蜂)数目的调查。这些绿道安置在兰德(Lund)和斯达范斯托普(Staffanstorp)附近,其上播种了混合草种。绿道的宽度不低于4m,人们还会在生长季里对其进行若干次修剪。由于反复修剪,草的长度一般都很短。一些绿道上种有乔木,其中一个绿网中还种有灌木。瑞典农业大学内的试验性野花播种带是在5至15年前建立的,其上植有混合草种和野生花卉,每年的7月末8月初会修剪一次。关于研究方法的更多信息可从Haaland&Gyllin(2010)[8]获得。

3 结果

各市级和区域资料中有关绿道的网络搜索显示无论是在市级总体绿地结构规划背景下还是在更加具体尺度的居住新区扩展规划背景下,绿道都被看作一项增强可达性和提高休闲活动可能性的适宜途径。在受访的17个市中,16个市在涉及绿道的规划文件中都将其作为为人民提高可达性的适宜途径,另外还有几个市同样提及绿道作为野生动物通道的功能。但是,进一步审视提及绿道的这些市级文件发现,只有5个市的政府部门真正建造了绿道。对市政当局雇员进行的简短电话采访提供了有关绿道应用方法、挑战、问题和阻碍等方面的信息。与网络检索的文件比较,访谈的结果与预期计划的结果略有出入。虽然根据规划文件16个市政府计划或建议建造绿道,然而只有6个市制定了近期新建绿道的详实计划(他们中的大部分之前已经建有绿道)。5个市的政府部门证实他们已经建设了绿道(其中4个通过网络检索得知;一个并未按计划实施规划;但是另有一个虽然在提供的文件中未见指出,事实上却已经建立了绿道。)因此,规划文件中市政当局关于绿道实建的意图和愿景与其实际的意图和能力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趣的是,9个市的政府部门报告中提及在他们的绿地结构规划中利用了私人所有的沿水道缓冲地带。农民根据获得农业补贴需满足的要求,修建这些缓冲地带来防止耕地中的营养物质随地表径流进入水道。这些缓冲地带一经修剪就与绿道极为相似,都最少有6m宽,并播种有草地。以这种方式规划,它们可以很好地起到绿道的作用,但是规划中并没组成绿道网络的要求(这需要最少100m的长度)。此外,政策允许农民将缓冲区翻耕并在其他位置建立新的缓冲区,因此缓冲区体系并非一成不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根据农业补贴法规,缓冲区不倾向于为公众所用,农民需要负责恢复受到损坏的草地(而骑马很容易损坏草地,尤其是当土壤潮湿的时候)。

本调查也向市政当局询问过关于绿道建设面临的问题和障碍。绿道建设的问题主要分为两类:第一是缺少资源(时间、劳力和资金);第二是土地业主和农民向公众开放土地的消极态度。另有少数情况,则是人们对绿道缺乏兴趣。还有一个市的政府部门报告说它们的市不需要绿道。资源的缺乏通常导致建立绿道的计划进展程度不够深入,仅限于在地图上画上一条线或者在城市规划中表达一种愿望而已。绿化领域特别需要资源优先配给的保障,绿道应用却几乎没有在资源优先配给列表的前列出现过。另外有些市确实有兴趣也有计划,但是土地业主不愿意配合。

图1:位于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的实验性绿道——播种野生花带与乔木种植结合。Photo Credit: Mats Gyllin

与土地业主旷日持久的谈判令资源缺乏的情况雪上加霜,很容易就导致规划实施的进程停滞不前。在大多数成功建立绿道的城市中,项目都是由区域或者国家资助的。这就是说,市政当局中有对此极富热情的人物,他向区域或国家当局提交项目资助申请,同时负责就项目进展进行信息反馈。然而也存在已经获得绿道实建项目资金的市政当局由于土地业主的反对不得不放弃计划的情况。曾有一个案例,市政府较易地与一个拥有大面积土地的业主达成了协议,这样整个绿道网络都会在同一个业主拥有的土地上建成而不会面临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些市的政府部门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推动绿道建设,他们利用市政用地或者专门为绿道建设征购土地。因此市政当局之所以积极购买诸如准城市化地区农田的土地,不仅是为了建设新住宅区,也是为了方便市民进行休闲活动。有些情况下,农田被保留并出租给农民耕种。这种解决方案的成本非常高,但是使得市政当局更加自由地规划绿道网络。

通过与两个市的政府工作人员会谈,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当局如何对绿道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其中一个市已经成功建设了几组绿道网络。经过了与土地业主漫长的谈判,双方签订了为时10年或2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

其中规定市政府支付绿道建设和管理的费用以及土地租金。需要指出的是,市政府的资源无法完全补偿土地所有者放弃谷物生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土地所有者会抵制绿道的建设。土地所有者抵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如果允许更大的可达性,作物会遭到损坏、干扰(包括在狩猎区内)和污染。该市的政府部门还通过种植灌木和乔木,成功设计了一些绿道,这些绿道既更有吸引力又可以改善生物多样性。另外一个市政当局尽管已申请到资金,但在与土地所有者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不得不放弃绿道的建设。

那个历时一天,由市政、区域和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多个组织参加的的研讨会,促进了人们有关绿道的理念和经验的交流,为日后绿道的建设创造了可能。同时也强调了为市政目的修建的绿道网络的重要性。农民组织则强调了如今农民由于官方对农田提出的各种要求而面临的困境,例如要求农田向公众开放等。由于瑞典绿道的概念最早源自农业补贴的资助,因此会议还就允许绿道纳入农业补贴范围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农民经济赔偿是主要问题,目前却仍没有允许补贴绿道的国家法规出台。假如这种法规存在,会使绿道更易建成。然而, 斯堪尼亚区域的郡行政委员会最近已经开始以特别项目的形式对绿道和专用马道的建设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一位或几位土地所有者就可以为一处绿道或绿道网络系统的建设实施项目申请费用。绿道建设另一可选途径是由利益相关团体来就绿道网络与土地所有者进行谈判,并针对利用和管理措施支付补偿。例如主要作为马道的绿道建设[9]。市政当局在这种情况下扮演的角色主要在于为农民和骑马爱好者之间的协商提供公共平台。

绿道在瑞典不仅被当作创造通向乡村通道的工具,更被看作增强高强度农耕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的工具。规划文本中经常提出为生物活动或栖息功能创造廊道的目标等。对选定物种(花卉植物、蝴蝶和黄蜂)的多样性研究表明普通绿道的物种非常匮乏。这一结果并不意外,因为经过修剪的空闲草地一般不能为多样性的物种提供足够资源。因此,所观察到的昆虫的种类丰富程度很低。与此相比,15年前在瑞典农业大学为研究项目、校园周边娱乐设施而修建的实验性野花带的物种多样性则要丰富得多。实验性花带与常规绿道相比较,蝴蝶的物种丰富性平均高出20个点,黄蜂则高出100个点(每次探访所纪录的100m单位长度内的数值)。在每次探访的记录中,实验花带中的开花植物数量是常规绿道中的两倍。植物种类总数估计还要高出很多,但是这一数据仍在调查中。内含灌木种植的绿道与没有任何种植的绿道相比,它拥有的物种数量和丰富度都更高。更多详细结果可以从 Haaland & Gyllin (2010)[8]处获取。在研究区域内的绿道和实验花带,其作为野生动物廊道的功能,至少从昆虫物种调查的结果来看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几乎所有记录的昆虫物种都是常见物种,且分布广泛,即使没有任何廊道存在也可以在此分布。

4 讨论和结论

研究表明瑞典南部许多市政当局都在努力根据规划文件实现绿道的实际建设,但大部分当局者都没能把规划成功落到实处。原因之一是在瑞典没有完整连续的国家或区域规划体系[10],而且市政绿地结构规划只是建议性的,并没有法律法规上的效力。因此,绿地结构规划提出的建议往往在具有法规效力的详细规范层面不被采纳。Sandström(2006)[3]等指出了绿地结构规划中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规划存在着必要资源的缺乏以及相关知识匮乏的问题。

而对于那些积极推动绿道建设的市政当局来说,他们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是能否获得介入建设绿道的土地的权利,其次才是资源的缺乏。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存在土地所有者不愿意向大众开放他们土地的问题[11,1]。本研究意外发现,私人土地上的水道沿线缓冲地带相对较多地被市政当局纳入绿道规划。

成功的绿道实际建设通常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例如额外的资源(外部资助的项目)、市政当局内对此有特别意愿并积极行动的人物、积极配合的土地所有者或可供利用的市政用地。对成功的绿道实施来说,促成并利用各种条件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组合包括:

  1. 市政当局发起并出资,如有可能由区域或国家当局给与协助,与土地所有者协商;
  2. 利益相关团体或公众发起并与土地所有者协商,由利益相关团体、市政当局和(或)农业补贴提供资金;
  3. 土地所有者发起,通过市政当局和(或)农业补贴提供资金。

为大众休闲活动提供农业补贴这一做法可行的话,就会使绿道的建成更加容易。这种情况是备受期待的,但是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评估。其他国家如德国同样希望欧盟农业政策能够推动绿道的实际建设[1]。

绿道在瑞典不仅是营造通向乡村的工具,而且还是增强高强度农耕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的工具。规划文本中经常提出诸如为生物活动或栖息等功能创造廊道的目标。原则上,在密集耕作的农业景观上,整合提高可达性和改善生物多样性条件两个目标理应可行,但是到目前为止,多功能绿道的设计尝试仍然很少。

一些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乔木和灌木的种植,并显现出多样性的提升,最终这样会赢得游客的赞赏并有利于野生生物。然而,必须指出,这些植被的类型与农业用地的补贴要求并不匹配,因为土地必须可用于犁耕才能满足农业补贴的标准,这样就无形中排除了乔木与灌木的种植。农业补助能够推动建设,但也限制了设计的选择。因此具有多功能用途的绿道设计在市政用地上更容易得到优化。

绿道沿线的野花播种带可以显著增强生物多样性。这些花带可以为草地植被和昆虫创造栖息地或提供资源,而最终则有益于鸟类等其他种群。在绿道中加入的野生花带还可以增强其对游客的吸引力。虽然野生花卉的混植可以改善绿道,但是这种绿道的实际建设却并不简单。而由于问题的焦点都在可达性上,所以公众在绿道设计上并没有对增强生物的多样性提出特别要求[9]。目前,尚且难以说服土地所有者向公众开放土地以提高土地的可达性,更不用说去要求他们再接受野生花带。好在瑞典农业部已经计划在未来对空闲农田和水道沿线的野生花带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绿地结构可能必须针对不同的考量(如生物多样性、可达性)分别进行设计,而不是将多功能的网络作为单一目标。当然,市政当局可以利用市政用地为多功能绿道的设计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如果能为市民休闲活动引入农业补贴,鼓励利益相关团体的倡议,改进市政绿地规划,那么瑞典绿道规划将具有极大潜力。

参考文献:

[1]Von Haaren, C., Reich, M. The German way to greenways and habitat network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6,76:7-22.
[2]Walmsley, A. Greenways: multiplying and diversifying in the 21st centur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6,76:252-290.
[3]Sandström, U.G., Angelstam, P., Khakee A. Urban comprehensive planning – identifying barrier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functional habitat network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75 (1-2): 43-57.
[4]Ihse, M.Swedish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 patterns and changes during the last 50 years, studied by aerial photo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31:21-37.
[5]Tzoulas, K., Korpela, K., Venn, S., Yli-Pelkonen, V., Kazmierczak, A., Niemela, J., James, P. Promoting ecosystem and human health in urban areas us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A literature review[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7,81: 167-178.
[6]Matsuoka, R. H., Kaplan, R. People needs in the urban landscape: Analysis of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contribution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8,84:7-19.
[7]Regnéll, G., Tankar på gröngräset. Beträdor – ett nytt begrepp[J].Svensk Geografisk Årsbok .1994,70:126-132.
[8]Haaland, C., Gyllin, M. Butterflies and bumblebees in greenways and sown wildflower strips in southern Sweden[J]. Journal of Insect Conservation,DOI 10.1007/s10841-009-9232-3,2010.
[9]Larsson, A., Haaland, C., Peterson, A., Gyllin, M. Regional Landscape strategies: Accomplishing objectives of the ELC in a Swedish planning context[C]//Sarlöv-Herlin, I. (ed.): New Landscapes – New Lives. New Challenges in Landscape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20th Conference of European School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eptember 11-14, 2008, in Alnarp, Sweden. Faculty of Landscape Planning, Hort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8:101-108.
[10]Busck, A.G., Hidding, M.C., Kristensen, S.B.P., Persson, C., Præstholm, S. Managing rurban landscapes in the Netherlands, Denmark and Sweden: Comparing planning systems and instruments in three different contexts[J] .Danish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8, 108(2):1-16.
[11]Ryan R.L., Walker J.T.H. Protecting and managing private farmland and public greenways in the urban fring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4,68: 18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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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湧

郭湧,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柏林工业大学规划建筑环境学院 景观设计与环境规划系访问学者。

田甜

田甜,YouthLA志愿者,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市规划专业(风景园林方向)博士生,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筑系联合培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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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湧,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柏林工业大学规划建筑环境学院 景观设计与环境规划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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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甜,YouthLA志愿者,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市规划专业(风景园林方向)博士生,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筑系联合培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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